陈独秀与周作人关于宗教的争论

陈独秀与周作人都是中国现代史上有名的人物,两人有过一段很密切的合作时期,这就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也就是周作人参与陈独秀主持《新青年》杂志的时候。     

老渔阳里2号的红色印迹

原上海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现为南昌路100弄),内有二层砖木结构的石库门楼房8幢,建于1912至1936年间。其中的2号,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悬挂在这栋旧宅门前的唯一纪念性牌子是"《新青年》编辑部旧址"。经过一年多"修旧如旧"的修缮,如今已面目一新,即将对外开放。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即将到来之际,这栋见证党的诞生的百年老宅,究竟应该挂出怎样的牌子才与其历史文化内涵相匹配呢?     

读者·作者·编者:三重维度下的胡适与《新青年》

对于胡适与《新青年》杂志的关系,可以用读者、作者、编者这三重维度的形式提拎出来.作为读者,胡适最大程度地激活、激励了《新青年》的主撰者;作为作者,胡适以其学贯中西的文化,开辟、开创了一个时代的思想格局;作为编者,胡适引领、引渡了20世纪中国的现代性走向.鉴于此,我们简直无法再用以上“三者”的关系概括和总结胡适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胡适的“三者”固化为一个词,那就是青年导师.无论是作为读者,还是作者,抑或编者,胡适都在一个链条上牵引着“青年运动的方向”.     

《新青年》：知识分子的国之青春梦

《青年杂志》创办之前,陈独秀已经亲身经历了清末革命党暗杀清朝权贵、辛亥革命、清帝退位、民国成立、“二次革命”、袁世凯滑向帝制自为……短短几年时间里,走马灯似的政治剧目让他越来越看不准未来的时局。那时,大家都觉得封建专制推翻了,民主共和了,中国有希望了。可是现实的发展总是与期待的理想格格不入。就像鲁迅在《小杂感》里调侃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     

刚烈书生陈独秀

把陈独秀的位置摆正 陈独秀之所以成为悲剧人物,是因为他中年的彷徨。大家晓得陈独秀早年是一个风云人物,参加反清革命,而最重要的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创办《新青年》。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卫士娄梦侠

方志敏同志在《可爱的中国》第88页上,热情地称赞娄梦侠烈士说：“临难不屈,悲壮就死,不愧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方志敏同志为什么这样高度赞扬娄梦侠烈士呢？这里面隐藏着革命英烈娄梦侠从事革命斗争的曲折动人的英勇事迹。娄梦侠,原名娄培儒,又名子珍。1906年出生,江苏邳县（今邳州市）人。幼年读私塾,后人小学。在邳城师范学习时,接受新思想,读《新青年》、《共产党宣言》．参加“扒坟队”,扒恶地主的祖坟。     

五四前震动学界的一出双簧戏

1918年3月15日,《新青年》杂志六大主编中的钱玄同和刘半农,共同导演了一出双簧戏：钱玄同假“王敬轩”之名,在《新青年》第四卷第3号上“通信”专栏发表了给《新青年》编者的一封信,对主张新文化的人进行攻击;而刘半农则以《新青年》记者名义,在《新青年》同期的编辑回信部分刊发了长达万余言的《复王敬轩书》,对王敬轩所提出的观点逐一加以驳斥。钱刘二人导演的这出双簧戏,引发了新旧两派的激烈论战,震动了五四运动前中国的思想界和文学界。     

五四思想界：中心与边缘——《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的阅读个案

“自五四运动以来”,早巳成了固定的叙述模式;各种“回忆”所建构的“读《新青年》,参与五四运动”,也明示了“五四”的影响。在更为广泛的视野下,发掘具体的阅读经验,即将问题转换为新文化运动是如何被“阅读”的,则对此的认知,或有不同的看法。透过几个个案,一是已走出校园者,一是在校学生,可以发现,身处不同地域、不同身份个体对《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的“阅读”,颇有差异,呈现出新文化运动的多姿多彩性,及中国社会的多样性。而“中心”与“边缘”的区分,亦可帮助后人更好认知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机制。“中心”在向“边缘”渗透,“边缘”也发生着向“中心”的认同。     

刘少奇的前夫人何宝珍

初露锋芒 何宝珍,又名葆贞,1902年5月出生在湖南道县城内沈公祠旁的两间破屋里。1918年秋,何宝珍以优异的成绩考上省立女三师,并有机会看到《新青年》、《湘江评论》、《女界》等进步刊物。     

名人的笔误

鲁迅的短篇小说《风波》,最初发表在1920年9月出版的《新青年》杂志上。小说中有一处写小孙女六斤打破一只碗,第二天六斤的父亲七斤把这只碗拿到城里去锔时,由于缺口太大,被锔了十六个铜钉,但到了小说的结尾处却写成六斤“捧着十八个铜钉的饭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