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敏促成『傅雷家书』问世

傅敏1956年高中毕业前后，父亲傅雷尚不到50岁，正功成名遂，并以无党派文化名人的身份出席了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不久又出任作协上海分会书记处书记。胞兄傅聪在国际乐坛脱颖而出，成了新中国响当当的青年钢琴家，声誉鹊起。     

忆《刑法草案（修订二稿）》的起草情况

1979年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这是新中国出台的第一部刑法。这部刑法虽然是以1963年中央政治局审查过的《刑法草案》第33稿为基础的，但1979年陶希晋主持起草、修订的《刑法草案（修订二稿）》对刑法的制定与完善也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我作为参加《刑法草案（修订二稿）》的工作人员，且当时给陶希晋担任秘书，对《刑法草案（修订二稿）》的起草、修订情况有一些了解。     

旅游业高质量发展量化测度研究进展

加快量化测度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研究步伐,有助于更好地指导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本文主要从旅游效率、新发展理念、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内涵等角度,系统梳理和总结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测度指标和模型,以期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相关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提供参考。     

岭下村来了不穿军装的宣讲员

“中用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开启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征程,具有不可磨灭的里程碑意义。”前不久,刚刚参加宁波市北仑区委宣传部关于学习和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培训班回来的林云存,就在北仑区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柴桥分会学习会上,进行了热情宣讲。     

国家与地方互动视野下的赣东新族学（1934—1936）

20世纪30年代中叶,面对地方财政困顿而重振教育刻不容缓的局面,江西省第八行政区督察专员张笃伦在赣东掀起族产兴学运动。与相对自主的旧族学相比,新族学深受国家意志的制约,面向社会办学和贯彻国民教育,借此为国民政府在原苏区的文化宣教服务,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新族学沿袭传统宗族设教体制,看似简便易行且经济实用,实则面临诸多挑战,导致多数族校在具体实施中流于形式。在国家与地方互动视野下检讨赣东新族学,可以发现族产兴学对社会资源的整合力度有限,现代国家力量冀望植入传统社会组织进而形塑地方的努力也收效甚微。     

史实与学理：再析红军长征落脚陕北的决策地

通过对长征期间中共中央数次改变长征目的地的过程的梳理,可知创建新苏区和开创抗日救国新阵地是中共中央确立长征落脚点的两个核心指标。在哈达铺期间,中共中央虽然通过获取的《大公报》等知晓了红二十六军创建陕甘苏区的情况,并确定了向陕北进军的方针,但是并未明确提出创建新苏区与开创抗日救国新阵地。榜罗镇会议上,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的口号,并详细分析西北地区对于北上抗日的重要性,正式决定以陕北苏区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     

袁世凯政府对中华革命党的侦缉与策反

二次革命后,孙中山等人流亡海外组建中华革命党,举起革命低潮下的讨袁旗帜。以革命的对手方为着眼点,此时袁世凯政府采取的侦缉与策反的政治策略,是孙中山实现革命理想的障碍之一。袁世凯政府针对孙中山及中华革命党的相关行动呈现着武力镇压、刑事侦缉、策反与招抚等阶段性特点,反映出彼时国内外政治波谲云诡的剧变,以及袁世凯政府与中华革命党之间因时因势而变的政治较量。这对重新认识孙中山等党人的革命活动和中华革命党的真实面相具有重要意义。     

《人民手册》:新中国史史料编纂的早期代表刍议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新中国史史料编纂与新中国历史同步展开。1950—1965年间出版的《人民手册》以其丰富、全面的资料成为新中国史史料系统编纂的早期代表。《人民手册》的出版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是编者个人志趣与工作经历、报社责任与时代发展等因素综合影响下的产物。按年度出版的《人民手册》收录了各年度党和国家重要会议、法律政策文件、党派团体情况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领域的成就与统计资料,既是一套具有重要实用价值的参考工具书,又是一套具有很高史料价值的系统的新中国史史料集,为新中国史史料系统编纂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中世纪主义的起源与流变

从词源学角度来看,“中世纪主义”(medievalism)是从“中世纪的”(medieval)一词衍生而来。从语义学角度来看,“中世纪主义”并不是一个新词,莱斯利·沃克曼赋予了其新的内涵,中世纪主义是创造中世纪的持续进程,一切后中世纪对中世纪的研究、阐释、建构和运用等都可以被称之为中世纪主义。中世纪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始于中世纪结束,一直延续至今。对这种思潮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中世纪主义研究已经成为西方重要的学术研究领域之一。不过,对其展开系统化和理论化研究仍面临着概念界定不清、研究理论不完善等诸多困难和挑战。     

后疫情时代德国华人政治参与的新媒介实践——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分析

论文梳理了德国华人政治参与的背景与路径以及疫情影响下德国华人政治参与的新媒介转向,并以2021年全德华人抗议德国儿童读物事件（简称“童书事件”）为例,就德国华人如何构建新媒介政治实践的行动网络展开探讨。德国华人政治参与的新媒介实践归纳为三类：第一,以信息资讯类平台为代表的选举政治投票助力;第二,以视频社交类平台为代表的政治参与虚拟在场;第三,以即时通讯类平台为代表的政治动员增量表达。研究显示,德国华人政治参与的三类新媒介都在“童书事件”得到了具体运用,并在盟友招募与集体动员的转译环节中,实现了华人政治诉求与权益表达“流量、声量与增量”的交融互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