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1960年安徽农业"三改"研究

1953—1960年安徽农业"三改"是由省委自上而下发起的一场农业生产改革运动,是当代安徽史上的大事件,影响很大.省委初衷是为粮食增产,"三改"初期因地制宜,取得显著成效,留下宝贵经验,必须肯定.但"三改"采取层层摊派任务的做法,后期政治化倾向明显,以致留下沉痛历史教训,需要深刻反思.     

民国文官制度的独特创制

在中国古代,主要是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国家官员。科举制度废除后,孙中山主张在五权宪法的框架之中,由国家设置考试院,主管文官的选拔、任用和考绩。这一创新的理论实践于民国时期。在民国时期,文官考试制度开始运作和完善,其中的特种考试和检定考试是我国的独特创制。文官的任用、考绩、升调、奖惩、抚恤等制度称作文官"铨叙"制度,与文官考试制度相辅相成。文官"铨叙"制度最为规范,也是我国的独特创制。     

民国时期公务员(文官)考铨制度研究述评

民国时期开始实行且步履艰难的公务员(文官)考铨制度,历经北京政府、南京政府和抗日战争的动荡,成为民国时期行政管理体制近代化的重要标志.伴随着制度性建设的日益完善和具体实践上的相对混乱,这一时期公务员(文官)考铨制度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得与失,为后人留下了宝贵遗产.近年来,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日益重视,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     

从历史轨迹看“以史为鉴”的得失

“以史为鉴”是历史学被高度政治化的1体现。结合中国古代史的发展轨迹做考察,就必须承认,“以史为鉴”可以导致两种不同的社会效用。正面效用,用作前车之鉴,直接导致了周、西汉、唐盛世的出现;负面效用,以防弊致弱的方式,影响到东汉、西晋、北宋等朝代的立制不良。对造成这两种不同效用的原因,应该正视和探讨。     

清代文官考核中的问责制度

清代,文官考核以京察一等、大计卓异及八法(六法)处分作为对官员奖惩的重要标准.各级主管官员举劾属员均负有行政责任,如果荐举、参劾不实、不当,或滥举滥参,查证属实要进行责任追究,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考核问责制是清代官员考核公允性的重要保障,对各级主管官员据实举劾起到一定的警诫作用.     

罗斯福新政时期美国文官政治化倾向的加强

新政时期,罗斯福总统在扩大政府规模的过程中,通过“政治庇护制”任命文官,使行政部门特别是行政部门中的“政治文官”以多种方式直接参与立法和政策的制订,自主地执行联邦政府的政策,导致美国文官政治化倾向的加强。这种现象不仅源于政治与行政的特殊关系,源于“政治文官”自身的优势,也源于美国特殊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     

现代性及其限度：民国文官考试制度平议

民国文官考试制度是一个传统与现代的混合体.其现代性主要体现为法制化程度的提高,平等性和开放性的增强,考试权的独立和考试内容的现代化.但是对经义考试的保留,对传统科举制考试程序的模仿,考试与任用的脱节,党治和军治色彩的存在,个人因素的干扰,派系势力的抗拒等,又使民国文官考试制度的现代性受到极大限制,难以发挥其应有的功效.     

学术讨论政治化的历史记录——读《共和国三次哲学大论战》后的思考

香港文汇出版社出版了《共和国的三次哲学大论战》,作者萧岛泉。这部书翔实地记录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三次哲学讨论如何被政治化的历史过程。长期以来,我国历史上的许多问题成了禁区,不许人们了解,三次哲学大论战更是知者寥寥。     

编修地方志要讲政治但不能“政治化”——学习胡乔木同志关于地方志工作讲话的思考

1986年12月24日,胡乔木同志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闭幕式上作了一次重要讲话。胡乔木同志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全面论述了社会主义新方志（以下简称新方志）的地位、作用、特点、体例、内容、编纂、质量、评审和出版。他多次强调要以“新观点、新内容、新材料”编写新方志,     

多民族国家和谐社会的构建与民族问题的解决——评民族问题的“去政治化”与“文化化”

一种包容多元、融汇一体的族际关系,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谐社会得以顺利构建的基本前提。族际关系的和谐首先来自于制度安排是否适合国情,其次来自于针对少数民族权利保障和特别优惠的政策、措施是否有效。尽管学术视角有所不同,但民族理论和政治学都将民族问题视为一个建构于民族利益之上的政治事项。试图将民族问题“非政治化”、“去政治化”和“文化化”显然是缘木求鱼。本文从构建多民族国家和谐社会的制度与政策层面入手,分别研究了多民族国家处理国内民族问题的制度架构和政策路径,同时对一些学者关于“民族问题‘去政治化’”的理论进行了分析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