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兰特会议对教宗制度的矛盾态度——以《特兰特圣公会议教规教令集》为辨析基础

特兰特会议是16世纪中叶天主教会为应对新教挑战而召开的具有深远影响的宗教会议。按照当时的境况,饱受诟病的教宗制度及其流弊理应成为特兰特会议着力解决的问题之一。学术界一般认为,对于教宗制度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特兰特会议并未做出实质性的反应。实际上,如果对此次会议的文件进行深入考察便不难发现,在会议(特别是会议的第三阶段)颁布的教规教令中,隐含着很多涉及教宗制度的表述,其中既有维护性条文,亦有制约性规定。特兰特会议之后,天主教世界之所以不再提及那些制约性规定,主要原因在于以教宗为首的罗马教廷垄断了对会议文件进行解释的特权。     

布莱恩·蒂尔尼“公会议至上理论”研究述评北大核心CSSCI

传统研究中,学者们多将"公会议至上理论"的源头归于中世纪世俗的政治理论和帝国公法学家们的思想。第二次梵蒂冈公会议召开后,以公会议历史为中心的研究再次引发了学者们的兴趣。1955年,蒂尔尼出版《公会议至上理论的基础:从格拉蒂安到大分裂的中世纪教会法学家之贡献》一书,从12、13世纪的教会法传统阐释了"公会议至上理论"的起源:12世纪教会法汇要学家关于教宗、教会、公会议等问题的讨论,13世纪教令学家提出的共同体理论,14世纪约翰和扎巴里拉等人对传统教会法理论的综合和演绎,最终在政治形势的催动下促成"公会议至上理论"的成熟。蒂尔尼的研究否定了"公会议至上理论"起源于教会外部说,将"公会议至上理论"定义为教会法发展史上的一环,同时为"公会议至上理论"的研究提供了宗教神学的思路。     

杜伦 穿越两千年的旧时光

与英格兰的许多古城相比,拥有千年历史的杜伦或许并不算太老。蜿蜒的鹅卵石路、精致的老房子,还有那些茂密的植物,簇拥着一座雄伟的教堂与一座坚固的城堡,这是再典型不过的北英格兰古镇的风貌。威尔河不知流淌了多少年,在杜伦这里强劲地拐了一个弯儿,城堡和教堂就屹立在河床三角洲的高地上。关注过英国留学的国人一定知道杜伦,1832年建立的杜伦大学,即使在全世界的大学排名中,也是位列靠前。对自己实力有信心的人方敢报名这里,毕竟是英格兰第三古老的大学,至今仍沿用着传统的学院制。早年,Durham被译成达勒姆,随着越来越多的国人在此留学,更具英范儿的译名——杜伦,现在更被广泛接受。     

重建"神圣的罗马帝国":中古早期欧洲的政治发展道路

长期以来学术界在考察"神圣罗马帝国"这一术语的词源时,往往聚焦于"sacrum Romanorum imperium",而忽略了中古早期流行的"sacra respublica"。后一种形式源自古代罗马帝国,而为拜占庭帝国所沿用。从东西部欧洲的统一性来考察可以发现,不仅拜占庭帝国是神圣的罗马帝国,而且西部欧洲是查理曼统治时期对东部神圣的罗马帝国的自觉模仿,其中罗马教宗发挥了辅助作用。从这个角度看,中古早期欧洲的政治发展道路就成为从古代的罗马帝国向中古神圣的罗马帝国演化的过程。东西部欧洲在独立发展和彼此互动中体现出中古早期欧洲政治神圣化的共同发展趋势。     

“天主众仆之仆”名号与格里高利一世的主教观

教宗使用"天主众仆之仆"名号的历史始于格里高利一世。传统观点认为,格里高利启用该名号,是为了与君士坦丁堡教会的"普世牧首"争夺教会首要权。受其影响,对"天主众仆之仆"的研究长期围绕这场名号之争展开。经考证,格里高利一世在就任教宗伊始就可能经常使用"天主众仆之仆"名号,早于"普世牧首"之争。"天主众仆之仆"名号是4—6世纪修道文化影响教会的产物。格里高利一世是修道士出身的教宗,采用该名号,是对其特有的"修士—主教/教宗"主教观的表达,与争夺教会首要权无关。格里高利一世对教会首要权的理解也与罗马教会传统的教会首要权理论不尽相同。随着中世纪教宗制的发展,"天主众仆之仆"成为体现教宗在大公教会中最高权威的专属名号,其内涵与格里高利一世笔下的"天主众仆之仆"业已分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