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林吉亚国王罗退尔二世离婚风波迭起的历史动因

基督教会提倡"婚姻不可分解"的理念,这种理念随着基督教会势力的壮大和宗教思想的深入人心,对中世纪西欧封建帝王的婚姻构成了一种道德约束作用。而罗马教延等现实政治生活中的各方势力也常常以此为由,向那些有违婚姻道德的世俗帝王问责发难。洛林吉亚王国的国王罗退尔二世的离婚案即是一起因此而发的政治风波。由于基督教婚姻理念的约束作用,加洛林帝国的分裂瓦解、同宗诸王的纷争内斗、教皇权威开始抬头等众多历史因素的叠加、交织,使得罗退尔二世不仅无法像他的先祖查理曼那样可以自由地离异,反而成了众矢之的,最后以"身死国灭"的历史悲剧黯然收场。     

“东亚基督教与冷战”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4年4月11日至12日,"东亚基督教与冷战"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香港信义宗神学院召开。此次会议由香港道风山基督教丛林、信义宗神学院以及香港圣公会明华神学院联合举办,是首次在亚洲召开的以冷战对亚洲教会的影响为主题的学术会议。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和韩国、日本、美国、瑞典、德国的17位学者与会。本次会议是"基督教与冷战国际研究计划(1945-1990)"的一部分。这一计划自2007年启动,由学者及教会领袖组成委员会,已先后在剑桥(2009年)、法兰克福     

《谨遵圣谕辟邪全图》之解读

《谨遵圣谕辟邪全图》系周汉所作。它的产生和传播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力量对西方外来天主教会势力的极端鄙视和仇视,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传统的儒佛道文化与西方基督文化的一次激烈的抗争。最早注意此事的是台湾中研院的吕实强,他在《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二期上发表的《周汉反洋教案》中说,英国国家档案馆存有一本《辟邪全图》或称《天猪叫》,共32幅。湖南学者刘泱泱在《周汉反洋教述论》中说,英国国家档案馆存有的那本“尚未能获阅”,他过眼的是湖南省图书馆馆藏23幅,加上其他出版物中的4幅,共27幅。     

张伯苓：中国私立大学的拓荒者（连载）

现代大学在中国只有一百来年的历史。当初的大学,主要有国立（包括省立）、教会、私立三种形式。办大学需要大量资金,而学校又不能以赢利为目的,因此私立大学要比国立大学、教会大学难办得多。在这方面,张伯苓创办的私立南开大学可以说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对此,国内外有过许多评论。比如上世纪40年代后期,美国友好人士为纪念张伯苓先生70寿辰,出版过一本书,名叫《另一个中国》（应译为《这里是另一个中国》）。司徒雷登在该书《导言》中说：“做为燕京大学校长,在美国我有一批潜在的赞助者。美国人习惯于响应国内和国外在教育和宗教方面的呼吁。他们了解传教士呼吁的目的。他们有相当的财富。张伯苓没有这些优越条件。在中国,高等教育一向是由国家办理的。大学的经费是由中央政府或省政府提供的。办私立大学,张伯苓是一个拓荒者。”     

被金陵大学辞退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

正20世纪20年代,著名美国作家赛珍珠曾执教于当时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金陵大学,如今在南京大学(1952年金陵大学与南京大学合并)校园内仍留有赛珍珠故居。但鲜为人知的是,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曾因学生不满其教学而被金陵大学辞退。     

1715年至20世纪初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研究

在中俄两国关系史上 ,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 (我国史籍中亦称俄罗斯馆 )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确切地说 ,要研究中俄关系史 ,就离不开考察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问题。自 1 71 5年开始的 2 0 0多年里 ,俄国向中国一共派遣了 2 0届东正教传教士团。由于东正教的特殊性以     

《明清基督教教会教育与粤港澳社会》评介

近日,笔者拜读了暨南大学夏泉博士的大作《明清基督教教会教育与粤港澳社会》,该书洋洋27万余字,字里行间追寻着明清粤港澳基督教教会教育的历史足迹,较为系统深入地厘清了自晚明以降直至1911年基督教在岭南地区的办学活动及其发展轨迹。该书因选题新颖,立意深刻而被列入“岭南文库”丛书系列,这也从一个侧面凸显了本书的创作价值和学术品味。纵览全书,笔者认为夏作有如下几个特色：     

岭南基督教文化视角下的明清粤港澳社会——评《明清基督教教会教育与粤港澳社会》

夏泉先生于1999年至2003年师从暨南大学汤开建教授。选择基督教教育和明清粤港澳社会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主攻方向。经过几年研究,撰写成学位论文《明清粤港澳基督教教会教育研究（1552——1911）》,于2003年5月通过暨南大学论文答辩。     

那山、那人、那文化

记忆中的东山没有宽阔通畅的柏油马路,没有平整的文化广场,没有可与外界交流的信号,仅有的是环环包围、绵延起伏的大山和那纯朴的脸庞,但是,是家乡的大山教会了我一切. 还记得儿时追着父亲赶着马车,穿梭在泥泞蜿蜒的巷道捡马粪拉干柴.     

战争、医院与外交:全面抗战之初的教会医院(1937—1938)

全面抗战爆发之初,教会医院处于"非军事的、中立的、第三国的机构"的地位,其处境与遭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欧美国家与日本在远东的外交关系。教会医院虽遭到日军完全无视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的轰炸、占据、劫掠等侵害,但从宗教与世俗的目的出发,继续在华开展工作,积极从事战时医疗救助等活动。欧美各国为保护教会医院虽与日本进行了交涉,但在其整体对日妥协的政策下,这些交涉显得较为软弱,没有取得应有效果。日本虽然声称保护各国在华利益,但对教会医院的侵害一直没有停止。这一切不仅是日本侵华战争的产物,也是欧美国家远东政策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