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亡岁月

1968年的4月底,本来已逐步稳定下来的政治局势,突然又刮起一阵黑风,来个“三反一粉碎”运动。有一天我到城内大十字时,见浩浩荡荡一支游行队伍,从邮电大楼方向而来,其中一段是文化体育系统造反派的,有一个在文化系统工作的朋友、头戴藤帽、正指挥着他的同伙,把当时省文化局局长田兵、省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张涛等走资派,押着游街示众,     

国民政府时期的西北考察家及其著作述评

国民政府时期,在民族危机和“开发西北”的呼声下,一大批考察家来到西北。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他们用力所能及的方式对这块土地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对当时西北的一些突出社会问题进行了详细记载和独到的剖析,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为人们认识西北、开发西北起了很重要的先导作用。同时他们坚韧不拔、肯吃苦的献身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     

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骚乱事件中的宗教因素及其影响

2005年5月13日,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市爆发了一场导致169人死亡、数百人受伤的严重政治骚乱事件。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及吉尔吉斯相继发生“颜色革命”的情况下,该事件的发生使乌国内的政治局势及中亚地缘政治局势增添了一些可变因素。究其原因,除了乌国内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外,内、外宗教极端势力相互勾结、共同向世俗政权发难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本文将侧重分析安集延骚乱事件中的宗教因素及其影响。     

论二战后罗马尼亚政局的嬗变——从帕特拉什卡努问题说起

在战后东欧史的研究中,对原社会主义罗马尼亚的开国领袖帕特拉什卡努被害的问题涉及甚少。战后罗马尼亚共产党前后两任总书记乔治乌一德治和齐奥塞斯库当政时期,罗马尼亚的史学研究弥漫着歌舞升平的景象,只能在一些虚浮不实的史书中,寻得几行有关1968年罗共中央为帕特拉什卡努平反的记叙。苏联、中国和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一般尊重罗马尼亚史学家对他的评价。今天,反思一下这一历史事件的教训是有益的。     

皓首策杖走天山(二)——王震晚年关心新疆往事

一定要把新疆的经济建设搞好 1980年九十月,王震率中央慰问团在新疆慰问期间,更加感受到大力发展新疆经济,对于加强民族团结、稳定新疆局势、改善各族人民群众的生活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和东北军官兵交朋友

1936年,张学良率领东北军在陕北“剿共”。当时,我在中共中央警备营任政委。营部驻在离延安只有7．5公里的安寨乡,距东北军的驻地不足10公里。     

漫话东汉“党锢之祸”

正东汉桓、灵帝时,许多士大夫、太学生由于评议朝政,被专权的宦官集团划为"党人",遭到了残酷打击与迫害,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党锢之祸"。这个事件发生在桓、灵二帝时期,时间跨度约十年,前后共两起三波。要说祸事的起因,还得从当时政治局势说起。自汉和帝起,东汉的朝政主要由外戚、宦官把持,两股势力犬牙交错,轮番专权。汉桓帝初期,朝政由外戚梁冀掌握,延熹二年(159年)梁氏被宦官单超等诛灭,政权落入     

走向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论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意义

本文指出了三点：第一,抗日战争的胜利完成了近代中国从“沉沦”到“上升”的转变。第二,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中共提出并且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赢得了民心。抗日战争只有发动蒋介石、国民党参加,才可能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推动全国抗战的开展,才可能有全民族的抗战。第三,从民族战争政治条件来看,在抗日战争中,始终存在着国民党、共产党两个领导中心。在抗战历史演变过程中,国共力量的消长发生着变化,总的趋势,是人民的力量、共产党的力量逐渐增强,并且历史性改变了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     

越南的上人问题及其影响

越南西原地区的历史遗留问题及目前的民族矛盾、宗教矛盾导致了近几年该地区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越演越烈。在该地区接连发生要求民族自治乃至分离的反政府暴乱后,多批当地上人逃往柬埔寨避难,形成令越、柬两国政府都非常头痛的上人问题,对柬埔寨国内政治局势以及越南、柬埔寨、美国、联合国难民署等各方之间的双边和多边关系都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国民党河南省政府迁卢简况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党政府推行片面抗战路线，采取单纯防御的方针，致使日军长驱直人，华北重地北平、天津、太原等城市相继失守，大片国土沦人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