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1960年安徽农业"三改"研究

1953—1960年安徽农业"三改"是由省委自上而下发起的一场农业生产改革运动,是当代安徽史上的大事件,影响很大.省委初衷是为粮食增产,"三改"初期因地制宜,取得显著成效,留下宝贵经验,必须肯定.但"三改"采取层层摊派任务的做法,后期政治化倾向明显,以致留下沉痛历史教训,需要深刻反思.     

从历史轨迹看“以史为鉴”的得失

“以史为鉴”是历史学被高度政治化的1体现。结合中国古代史的发展轨迹做考察,就必须承认,“以史为鉴”可以导致两种不同的社会效用。正面效用,用作前车之鉴,直接导致了周、西汉、唐盛世的出现;负面效用,以防弊致弱的方式,影响到东汉、西晋、北宋等朝代的立制不良。对造成这两种不同效用的原因,应该正视和探讨。     

罗斯福新政时期美国文官政治化倾向的加强

新政时期,罗斯福总统在扩大政府规模的过程中,通过“政治庇护制”任命文官,使行政部门特别是行政部门中的“政治文官”以多种方式直接参与立法和政策的制订,自主地执行联邦政府的政策,导致美国文官政治化倾向的加强。这种现象不仅源于政治与行政的特殊关系,源于“政治文官”自身的优势,也源于美国特殊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     

学术讨论政治化的历史记录——读《共和国三次哲学大论战》后的思考

香港文汇出版社出版了《共和国的三次哲学大论战》,作者萧岛泉。这部书翔实地记录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三次哲学讨论如何被政治化的历史过程。长期以来,我国历史上的许多问题成了禁区,不许人们了解,三次哲学大论战更是知者寥寥。     

编修地方志要讲政治但不能“政治化”——学习胡乔木同志关于地方志工作讲话的思考

1986年12月24日,胡乔木同志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闭幕式上作了一次重要讲话。胡乔木同志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全面论述了社会主义新方志（以下简称新方志）的地位、作用、特点、体例、内容、编纂、质量、评审和出版。他多次强调要以“新观点、新内容、新材料”编写新方志,     

多民族国家和谐社会的构建与民族问题的解决——评民族问题的“去政治化”与“文化化”

一种包容多元、融汇一体的族际关系,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谐社会得以顺利构建的基本前提。族际关系的和谐首先来自于制度安排是否适合国情,其次来自于针对少数民族权利保障和特别优惠的政策、措施是否有效。尽管学术视角有所不同,但民族理论和政治学都将民族问题视为一个建构于民族利益之上的政治事项。试图将民族问题“非政治化”、“去政治化”和“文化化”显然是缘木求鱼。本文从构建多民族国家和谐社会的制度与政策层面入手,分别研究了多民族国家处理国内民族问题的制度架构和政策路径,同时对一些学者关于“民族问题‘去政治化’”的理论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19世纪晚期法国反犹主义政治化原因初探

19世纪70年代以后,几乎所有西欧和中欧国家都出现了现代反犹主义思潮,其中法国尤为典型。当时,法国反犹主义的突出表现是反犹主义政治化,即反犹立法的确定、大规模的群众反犹运动以及民众对反犹观念狂热的、盲目的信仰。法国反犹主义政治化是个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是宗教、思想、历史、社会、经济、现实的政治状况等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经济和现实的政治因素。     

宗教政治化对南亚地区政治的影响

南亚地区宗教政治化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久远的历史积淀和宗教参与政治的强烈欲望,并经历了兴起、受挫、复兴三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宗教政治化对南亚地区政治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积极面看,宗教参与政治对南亚国家起到了凝聚和团结人们的纽带作用。然而,在现代南亚,宗教政治化破坏了南亚地区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造成南亚地区政治动荡不安,恶化南亚地区国家间关系,严重阻碍了南亚国家世俗政治进程。目前,宗教政治化已经成为南亚地区政治的一大特色,国外学术界很重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相比较而言,国内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尚不够深     

第二轮志书的编修要力求避免政治化

首轮志书启动之初的1986年12月,经国务院同意,召开了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胡乔木同志在这次会议闭幕会讲话中,语重心长地呼吁,在志书编辑工作中要避免政治化的问题。指出：“作为地方志编辑工作的同志,要力求在编辑工作中避免一种所谓‘政治化’,就是不适当地表现某种政治的色彩,这样就减弱了著作的严谨性、科学性,使地方志染上了一种宣传色彩。从我所看到的新编地方志中,我感到存在着这个问题。客观的历史就是客观的历史,不需要在地方志里画蛇添足。多余的评议不但不为地方志增光,反而为地方志减色。希望我们所有的地方志的编辑同志一定在自己所编辑的地方志中,杜绝任何空话,摆脱任何宣传色彩,使我们编出来的书是一部朴实的、严谨的、科学的资料汇集,让它能够经受历史的考验。尽管它不是一部科学理论著作,但是它毕竟还是一部科学文献。这样,它就可以赢得读者的依赖。”重温这段讲话,深感其对第二轮志书编修工作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第二轮修志仍然要强调力求避免政治化。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共在陕甘宁边区与哥老会关系论析

研究共产主义革命与秘密结社的关系,即秘密结社在近代革命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主题。本论文通过对陕甘宁边区哥老会与共产主义运动关系的例证考察,重新检讨以往的“连续性论（亲和性论）”,“非连续性论（不溶性论）”和“竞争关系论”等观点。长征以前,当地的革命家们试图去适应秘密结社所植根的农村底层文化。刘志丹主动加入哥老会,动员其与哥老会的个人、社会关系便是这种灵活适应的一个完美的例子。长征后,中共中央进一步试图对哥老会进行全面公开的政治化。在这一政治化进程中,哥老会固有的政治、道德口号成为重要的连接纽带。但是,共产党和哥老会的这种关系并不是对称、对等的。共产党通过“毛泽东路线”的灵活性开始逐渐在当地构筑自己的势力。在共产党的系统构造框架之内,哥老会虽说可以在共产党统治地区内生存,但无法取得更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