滩田开发与界域纠纷——清至民国时期苏皖老子山划界问题案例分析

受洪泽湖修建坝闸、湖水潴蓄等因素的影响,至迟到明代,今苏皖二省边界的老子山及其邻近地域空间格局大抵成形。咸丰年间黄河北徙后,老子山东部滩田涸出,随着土地整治和开发的深入,也隐含了边界两侧利益冲突的可能性。清河(淮阴)、盱眙两县围绕滩田划界问题展开了一场持续多年的拉锯战,争端的核心在于如何分配边界附近丰富的土地资源,久拖不决则与中央对省界纠纷事务的处理能力不足有关。界域纠纷反映出中国古代传统“山川形便”“犬牙交错”划界原则在山川演变导致滩田等利益变化情境下,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建国初期闵行镇归属问题研究

明代中后期,闵行镇凭借其便利的交通条件与繁荣的棉花种植业,成为上海县重要的商业市镇。近代以来,随着上海城市的发展,闵行镇与上海城区间经济联系不断密切,政治地位也日趋重要。新中国成立初期,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国家政策与华东沿海地区的战略地位,使得民国时期奠定重工业基础的闵行镇备受各方重视。在国家政策、经济体制、地方利益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闵行镇最终由江苏省上海县划归上海市。     

明显陵与湖广政区的演变

明显陵是嘉靖帝在湖广为其父母修建的陵墓。因显陵的肇建与扩建,承天府、兴都留守司、荆西道相继设立,显陵所在的监察区也得以改变。显陵政区及其相关都司卫所的变更过程,亦是显陵地区逐步脱离旧有政区层级,建立以显陵为核心的新政区层级的过程。相较于汉代迁移人口因陵设县,明王朝偏重于调整各级政区及其相关都司卫所的组合方式,以保障统治重地的物资人力供应和附近军民的集中统一管理。而明王朝以某地为中心进行一系列政区的变更,很有可能预示着某一区域内的统治重心发生了改变。     

新见秦地名封泥考释(十则)

本文对秦封泥中新出现的安陵、安陆、濒阳、孱陵、成固、池阳、杜阳、杜南、高陵和郃阳等地名进行考释,补充和订正了《汉书·地理志》等文献记载的错误和疏漏,明确了部分秦县设置的时间,扩充了秦置县的数量,从而丰富了我们对秦置县问题的认识。     

试论伪齐国的疆域与政区

本文探讨了伪齐国的疆域与政区,认为以河为界是金初立国、区划疆域的基本原则,认为伪齐时期的辖境应划分为汴京开封府、河南府路、归德府路、山东东西路、大名府路和陕西路六路,即永兴军路、■延路、环庆路、秦凤路、泾原路、熙河路。本文并对各路辖区所辖州府军进行了研究。     

《天盛律令·司序行文门》与西夏政区刍议

西夏政区研究是西夏学和中国行政区划史研究中十分薄弱的环节。本文通过对《天盛律令.司序行文门》的解读,基本廓清了西夏中后期的政区状况:五府、十州、两郡、九县、二十六城寨、五军、十七监军司,并纠正了汉文史籍对西夏政区记载的不足。指出西夏并非严格地遵循中原政区中的层级关系,而是有其灵活的从属原则。此外就西夏一些政区的边界和西夏政区的特点进行了讨论。     

明清时期广东五邑地区政区变迁研究

广东五邑地区以潭江流域为中心,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但该地的政区边界却打破了自然山川的界限。从明代到清初顺治年间,为了应对以民变为首的地方政治危机,朝廷先后在潭江流域设置了恩平、新宁、开平三县。这些县级政区的边界大致与潭江流域的地理分界线重合,地理单元的独立性开始作用于政区划界中。清代雍乾年间,形成了新会、鹤山、新宁、开平、恩平五县分治潭江流域的格局。同时,随着新会县核心政区地位的巩固,流域内各县整合为一个统县政区的倾向开始加强,为后世潭江流域的政区整合奠定基础。明清时期潭江流域的政区变迁体现了地理环境和地方政治局势在政区格局形成过程中的根本性作用。     

西汉初年陇西、北地、上郡治所考——以张家山汉简《秩律》所见各县等第为中心

汉代郡治之县,在同郡属县中秩级最高。由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载录的各郡辖县秩级,可探知西汉初年某些郡的治所: 陇西郡治所为上邽县;上郡治所为高奴县;北地郡治所为彭阳县。此外,西汉初年汉中、河东、河内三郡治所也可以凭借《秩律》得到进一步限定。《秩律》在西汉初年郡治研究上的价值需要得到重视。     

民国时期边疆政区的内地化——以磴口设县为例

今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所辖磴口县位于河套平原西部,地处西北农牧交错带,清代属阿拉善王爷的封地。由于该地便利的沿黄灌溉和黄河水运条件,晚清以来天主教会以此地为中心,通过开垦土地、修建灌渠、招徕陕甘等地汉族贫苦农民等方式,在磴口地区建立起天主教社会。发展至民国时期,伴随着汉族移民逐渐聚集,甘肃省及由甘肃分出的宁夏省都试图延续清政府“蒙人归旗、汉人归县”的以属人管理为原则的政策,将政治势力伸展至磴口,并建立县治。在磴口地区行政区划设置中的政治角逐和利权争夺,一方面反映了民国时期中央政府的边疆政策;另一方面体现了边疆地区不同人群、不同立场的各种势力对政区设置的影响。     

分疆画界：清代县级政区的析分与界线划定

界线和幅员是政区的重要地理要素。清朝共有203个县级政区发生过析分,析分后大多是新设县级政区,也有少量增置直隶厅的情况。随着县级政区析分、裁并增多,聚落点、柳条边等人文地理要素成为政区“分疆画界”的重要依据。清代县界调整较为密集的区域为奉天、苏南、陕南、川东、闽粤交界处等地,这些区域增设县级政区较多,体现了清代的地域开发进程。“分疆画界”作为清朝均衡地方治理的行政手段,在治乱理正、基层治理与应对边疆危机等因素推动下运作和演变。县界的空间形态总体上是在依照自然“山川形便”形塑合理的幅员、调节与行政中心的距离等综合设计下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