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志资料搜集整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编修县志,关键是资料的翔实、完整、准确。在资料搜集整理中,会遇到主观和客观上的各种问题和困难,这就必须用科学发展观去引领,想方设法,找到对策,加以解决。     

滩田开发与界域纠纷——清至民国时期苏皖老子山划界问题案例分析

受洪泽湖修建坝闸、湖水潴蓄等因素的影响,至迟到明代,今苏皖二省边界的老子山及其邻近地域空间格局大抵成形。咸丰年间黄河北徙后,老子山东部滩田涸出,随着土地整治和开发的深入,也隐含了边界两侧利益冲突的可能性。清河(淮阴)、盱眙两县围绕滩田划界问题展开了一场持续多年的拉锯战,争端的核心在于如何分配边界附近丰富的土地资源,久拖不决则与中央对省界纠纷事务的处理能力不足有关。界域纠纷反映出中国古代传统“山川形便”“犬牙交错”划界原则在山川演变导致滩田等利益变化情境下,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南诏大理国菩萨造像鉴赏

佛教传入云南的时间,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作为连接东南亚、南亚的重要通道,云南很早就和印度有着交通往来。从新发现的考古资料看,至少在东汉时期,便有佛像传入云南。然而佛教在云南的兴盛,主要是南诏、大理国时期统治者的推崇,自上往下的推广。南诏、大理国的君主把佛教尊为国教。这一时期留下了无数精美的佛教文物,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大理国描工张胜温画梵像卷》。     

隋唐洛阳城里坊门的形制

隋唐洛阳城实行了严格的里坊制,普通百姓的居住区被限定在里坊内。里坊基本呈方形,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设有坊门,坊门严格按照律法定时启闭。以隋唐洛阳里坊门遗址的考古发掘资料为基础,结合文献、壁画、碑刻等材料对坊门的记载,以及唐代建筑研究成果,可以推测隋唐洛阳城里坊门有单层式与城楼式两种样式,坊门屋顶采用级别较低的悬山顶。     

管理成效的路径探索

近年来,我国的现代化建设飞速发展,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建筑的设计、施工要求越来越高,尤其建筑工程行业涉及的部门较多、周期较长,设计方案、图纸种类繁多,包括从最初的规划设计到最终的竣工验收、后续使用维护等全过程,传统的资料管理办法已经不能满足新时期建筑工程的资料储存和管理。BIM 技术凭借其可视化、可模拟操作、可自动分析数据等特性,可以实现数据资料的快速、精准查找,通过建模或者信息优化,可以实时修改资料并信息共享,使得建筑工程资料管理工作更加科学、合理、高效、精细。     

建国初期闵行镇归属问题研究

明代中后期,闵行镇凭借其便利的交通条件与繁荣的棉花种植业,成为上海县重要的商业市镇。近代以来,随着上海城市的发展,闵行镇与上海城区间经济联系不断密切,政治地位也日趋重要。新中国成立初期,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国家政策与华东沿海地区的战略地位,使得民国时期奠定重工业基础的闵行镇备受各方重视。在国家政策、经济体制、地方利益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闵行镇最终由江苏省上海县划归上海市。     

利用档案资料研究地方史和地方志

<正>利用档案资料研究地方史和地方志,可使其研究成果更准确,研究方法更便捷。档案分历史档案、文书档案、专业档案等等。近年来比较重视口碑档案的采集和整理工作,即把历代没有文字记载口口相传的历史事件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料,通过加工整理传承下去。在我们绥芬河的地方史中就存在着这种情况。     

明显陵与湖广政区的演变

明显陵是嘉靖帝在湖广为其父母修建的陵墓。因显陵的肇建与扩建,承天府、兴都留守司、荆西道相继设立,显陵所在的监察区也得以改变。显陵政区及其相关都司卫所的变更过程,亦是显陵地区逐步脱离旧有政区层级,建立以显陵为核心的新政区层级的过程。相较于汉代迁移人口因陵设县,明王朝偏重于调整各级政区及其相关都司卫所的组合方式,以保障统治重地的物资人力供应和附近军民的集中统一管理。而明王朝以某地为中心进行一系列政区的变更,很有可能预示着某一区域内的统治重心发生了改变。     

《续修淮安市志》工业卷编纂回头看

《续修淮安市志》工业卷的编纂是一件很复杂的工作,笔者在编纂的几年中遇到了不少问题,也积累了很多经验。在具体的编纂中要突出当地工业发展的时代性、地方性和行业特点;要十分重视资料搜集的重要作用,千方百计的搜集资料;具体记述中坚持宏观微观相结合,详略得当和点面结合;当然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商榷。     

近5年《人大复印资料·档案学》(2010-2014)全文转载情况计量分析

以近5年(2010-2014)全文刊载在《人大复印资料·档案学》上的期刊论文为数据来源,分别从论文的时间与数量、来源期刊、作者单位、主题内容四个方面进行计量分析,试图了解和揭示我国档案学研究基本概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