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耶秦简》(壹)所见作徒管理问题探讨

秦代编制作徒簿的机构有授予方的司空和仓,但二者分工不同;接收方包括库、田官、畜官、少内、属乡等。作徒簿分为临时付受与月度统计两种。秦代各级地方机构对刑徒管理的分工为:郡提出指导原则,县掌握本县刑徒的数据,县属机构负责具体管理。在当时人的观念中,徒隶是一个阶层的泛称,但在司法行政文书中则有特定的内涵,司寇不包括在内。     

晋城拴驴泉石门铭的勘查与研究

<正>1999年,裴池善发现晋城泽州县山河镇沁河东岸拴驴泉水电站北悬崖上有一处石刻(图一)。2001年在《晋城揽胜》一书中有简略介绍[1],但未涉及石刻内容,仅附拓片照片。2013年8月,我们在裴池善的带领下再赴此处考察,裴池善还重新做了拓片(图三)。一现据拓片录文如下:正始五年十月廿五日督治」道郎中上党司徒悌监作吏」司徒从掾位下曲阳吴放督」将师匠兵徒千余人通治步」道作     

论志书笔法

志书笔法是指志书行文风格和写作基本技法。志书笔法包括基础笔法和基本笔法。所谓基础笔法就是指各类志书编纂都必须遵循的基本方法,有纪实和直书两种方法。基本笔法是指在志书中最为常用的那种笔法。志书基本笔法决定于志书体式。     

"作"、"做"的用法

“作”、“做”是现代汉语中使用频率较高的两个字,可是在一些报刊以及志书、年鉴中,经常会有使用不当、出现错误的情况。例如:把“作贡献”误作“做贡献”;“作指示”误为“做指示”;“做准备”误作“作准备”等等。《现代汉语词典》对“作”、“做”解释得非常清楚,并列举了由“作”和“做”组成的词、词组以及成语,只要我们认真学习,就不会出现差错。出现差错的情形主要是由“作”或“做”做谓语时与宾语搭配不注意辨析引起的。一般情况下,动词做宾语时,谓语用“作”。例如:作调查、作考察、作研究、作分析、作推断、作介绍、作处理、作…     

东汉临为父作封刻石考述

临为父作封刻石刻于东汉延熹六年（163）,清宣统元年（1909）由罗正钧收入山东图书馆（今山东省图书馆）附设的金石保存所,新中国成立后转交山东省博物馆（今山东博物馆）收藏至今。该刻石为东汉著名碑刻,被诸多金石研究者所重视,但仔细对比原石、拓片,发现以往著录多对其铭文释读不全或误释,或囿于仅见拓本未见原石而对刻石的定性不一。在对刻铭文字进行隶定的基础上,据其形制及铭文内容,可认为该石非墓中石刻,应为墓上祠堂建筑刻石。     

基于服装艺术创作论有意味的形式

近年来,我国传统元素运用在服装设计上的例子已经是数不胜数,中国的传统文化为现代服装设计师提供了众多的创作灵感及创作思路。但是由于设计师对传统文化元素没有做到深层次的理解,以至于在将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服装设计进行结合的时候走入误区,设计出来的服装缺少创新,没有内涵。基于此,本文章对基于服装艺术创作论有意味的形式进行研究,供相关人士参考。     

“一代天民”陈献章

正陈献章(1428-1500年),字公甫,广东新会白沙里人,明代心学宗师,世称白沙先生。《明史》称:"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曹端、胡居仁笃践履,谨绳墨,守儒先之正传,无敢改错。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1]明清之际,思想家黄宗羲亦推崇陈献章,称其为先生,即"有明儒者,不失其矩矱者,亦多有之;而作圣之功,至先生而始明,至文成而始大。"[2]毋庸置疑,陈献章开启明代心学,他是宋明理学发展史上一个转变学术方向的重要人     

与王世襄先生的一段文字缘

正人与人的缘分说不清。我当年在光明日报社工作时,因为工作之便,与一些文化老人结下文字之缘,其中就有王世襄先生。今年是王世襄先生百年诞辰,谨以此文作为纪念。那是2002年春,中国社科院的周林先生给我打电话,说他一个朋友是王世襄先生的学生,受王先生之托,想找个人给他写篇文章,是关于上世纪80年代王先生与文物出版社的一段公案。我曾于上世纪90年代,因为工作关系,加上某种机缘,写过几篇文坛官司的文章。这次一     

鲁迅与法捷耶夫的文学之缘

正法捷耶夫是苏联著名的文学家,他的作品《毁灭》《最后一个乌兑格人》《青年近卫军》等,不仅在苏联,在上世纪中、下半叶的中国,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法捷耶夫与中国著名作家鲁迅虽然并未有会面机会,但因为作品,他们之间却有着一段相知颇深的文学之缘。一1927年,年仅26岁的法捷耶夫,出版了自己的首部长篇小说《毁灭》。这部小说,以刻     

浑源彝器还椟秘闻

缘起。南宋李易安《金石录后序》堪称“婉约派”散的杰作,而其中描绘古董、玩、碑版等“几案罗列,枕席枕藉,意会心谋,目往神授,乐在声色狗马之上”的情趣,更是我欣赏的境界,甚至认为这应当被物工作、古玩鉴赏家以及所有古代艺术品爱好奉为座右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