绅士的分裂:咸同之际山东乡绅刘德培的抗官之路

淄川绅士刘德培在咸同之际的抗官行动经历了从个人挑战到不断联合与吸纳当地绅士的过程。尽管性格中"好趋小利"的一面为一些绅士所不齿,其在"尚义"意识作用下的为民争利之举又能博得不少绅士的同情。1861年淄川四乡团练的兴起不但造成了"官弱民强"的社会氛围,还为刘德培等人的抗官行动提供了合法工具,从而对官府的利益和权威构成了严重威胁。借助信和团的力量,刘德培等人在乡村中攫取资源并积极增强自身影响力,在征税与司法方面均形成与官府强势竞争的局面。在成功地入城并压制了城内绅士的敌意后,刘德培等信和团领袖成为淄川城乡的实际控制者,而对博山团练首领的杀戮使得信和团完成了从团练到"团匪"、从"国家的朋友"到"国家的敌人"的转变。"刘德培事件"中多达二十余位绅士参与抗官,且不乏同情者,这反映出咸同之际官府权威严重削弱和清廷团练战略所激发的地方主义倾向共同导致了绅士阶层的分裂。     

清季中央对外省的财政清查

宣统年间，清廷实行中央财政集权，制定了强行核查外省财政的政策，通过向各省派遣财政监理官和设立清理财政局，全面清查外销、陋规等匿报之款。外省督抚司道面对强力核查的压力，由抵触敷衍逐步趋向奉令配合。监理官在克服各种阻力后，督责各省限时清查，全面上报。大规模清查的结果显示，各省隐匿之款绝大部分上报，财政总量大大超过以往。清查财政的行动虽具有重大意义，然而持续效果却受到各种制度改革缺陷的影响，近代预算制度的建立尚须经受各种考验。     

元代湖广行省溪洞地理环境下的蛮夷官制

元朝在湖广行省的西部(今贵州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部分地区)设置15个特殊政区安抚司,通过安抚司对溪洞民族群落进行招抚,对归附的溪洞寨落进行民族群落与地域结合的整合,设置为民族群落地方基层组织"蛮夷官",允其继续统领溪洞民族群落,归属于15个安抚司统辖,形成安抚司——夷官管理体系。这是一种以地域与民族群落混合的管理模式,是元代创设的民族群落与地域结合的民族群落地方基层组织,元朝从而实现了对历代王朝未能深入的溪洞地区少数民族群落的控制和管理。     

禅让行事官小考

禅让是中国古代王朝更替的基本模式之一,禅让仪式也是古代最隆重的仪式之一,众多官僚参与其中。这之中,以奉送玺绶的行事官最为重要。汉魏禅让以御史大夫奉送玺绶,源自此前曹氏父子受封魏公、魏王时以御史大夫行事,目的除崇重禅让仪式外,亦象征着旧汉官僚向魏朝皇帝臣服。魏晋禅让以"太保+太尉"组合奉送玺绶,渊源有二:太尉源于东汉皇帝即位礼仪,太保出自《尚书·顾命》。两次禅让以不同官职奉送玺绶,显示出新王朝在治国理念上的差异:曹魏重法务实,西晋则较重视儒家理想政治。魏晋以下,东晋南朝禅让行事官多沿袭"太保+太尉"组合,北朝则在继承的同时出现一些新变化。和此前禅让一样,南北双方仍多以兼职行事,显示出王朝对禅让仪式表演功能的重视。     

李世民打破阶层固化成就大唐盛世

非凡之世,定有非凡之人。唐太宗李世民执政23年,之所以被誉为"贞观之治",就是因为具有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当仁不让作顶层总设计师,锐意改革,堵疏废立结合,平抑皇族宗室及门阀豪强既得利益阶层,打开庶族和寒士上升通道。此改革打破阶层固化,让社会各阶层人凭能力上下充分流动,整个社会进入良性循环,极大激发全民创造力,成就大唐盛世梦。一、消藩降爵减俸,平抑皇族宗室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面对贫富严重     

票据史话

票号是随着中国的半殖民地化而发展的,原因是社会经济发展、商品流通扩大、交通发达、国内外汇兑的客观需要。票号办理汇兑、存放款,解决了运送现银的困难,加速了资金周转,促进了商业繁荣。票号还与官府合作,代清政府筹措汇解京饷、军饷,筹还外债,收存中央及各省官款,起过代理国库和省库作用。票号也曾资助民族资本,对中国近代企业的发     

西汉晋阳铜鼎铭文考略

<正>洛阳文物收藏学会收藏有一件传世的西汉有铭铜鼎,未见著录。此鼎为敛口,扁圆形深腹,腹上部有微向外撇的长方形双耳,腹部下收成圜底,三蹄形短足。盖隆起呈弧形,上有三环形纽,纽上有乳状突起。腹部饰粗弦纹一周。此鼎铸造工整,通体布满深绿色锈,间以土黄     

辽代“女真鹿官户太保印”铜印补议

辽阳市博物馆藏辽代"女真鹿官户太保印",印文"太保"二字篆刻铸造工艺比较粗陋,以致于存在缺笔现象很容易造成误读。根据馆藏该方铜印材质规格和篆刻铸造工艺,推测是地方低级别官员。"女真鹿官户太保"与《辽史》中记载的"监鹿详稳司"、"监养鹿官"、"鹿人"属于同一管理机构系统。该印铸造时间应是在辽兴宗耶律宗真之前,而且在辽东山地地区发现该印,推测应与辽代部分女真人南迁有一定联系。     

纾困与破局:清末财政监理制度研究

清代钦派专官巡查外省营伍和吏治夙有其例。清末新政期间,为督责外省开展各项新政改革,清廷逐步将过去个案性巡查活动转变为监理督查外省的常规化操作,财政层面则派遣监理官驻扎各省,监理督责清理财政,这是清季制度变动中引人注目的范例。监理官在外省监理权限的确定比较曲折,其官秩方面虽有提升,但实际授权仍存在诸多缺陷。监理官群体克服外官抵触和旧制惰性,基本实现了督责各省外销财政核实上报、建立近代预算制度的目标。清末财政监理制度虽具显效,却为其制度本身缺陷所限制,不可能挽救清廷财政颓势,然其鉴戒意义不应忽视。     

署“西园”印款瓷器之考辨

康熙朝瓷器中,有一些带“西园”印文的瓷器,多为文房用具。这些瓷器表面一侧以五彩绘纹饰,另一侧配有墨彩诗文,诗尾有“西园”署款或篆书“西园”印章,或两者皆有。这些瓷器画工精细,诗文笔法洒脱,字体遒劲有力,墨彩漆黑如墨,风格独特。以往观点认为这些瓷器上所用“西园”印款为高凤翰字、号,笔者通过对高凤翰的生平事迹、相关艺术作品及其“西园”印文流变的考证,提出瓷器上的“西园”印款非高凤翰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