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晋时期“十二辰配禽”说的方术化——基于出土文献为背景的探讨

秦汉时期是"十二辰配禽"说形成及定型的重要历史时期。考究古代文献史料,可以发现"十二辰配禽"说与生肖命术论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太平经》将生肖动物与十二纪年地支相配属,藉此标定人的生年及时运,同时将汉代社会中盛行的干支、时气及星宿方位等原理糅合到一起进行综合考量,从而极大推动了汉代生肖宿命论的整合步伐,对后世数术学的发展起到积极影响。东汉以降,定型后的"十二辰配禽"说在民间传播过程中,方术化趋势从未停止,而是转换了方式和途径,通过宗教化改造后出现在玄门典籍中。"十二辰配禽"说流入道教以后,为了与神学体系相配合,不断调整和变通原有的学说框架和观念基础,进一步拓展了理论深度,同时强化了神秘色彩和可操作性,从而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维特根斯坦家族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富可敌国,人才济济,却充满“自杀、疯癫和争吵”1938年,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身在剑桥。他在和一个学生聊天时问道:“你在生活中可曾有过悲剧?”学生问他说的悲剧指什么。“当然,不是指你祖母在85岁过世。”路德维希回答:“我是说自杀、疯癫和争吵。”作为九姐弟中最小的一个,即将跨入天命之年的路德维希道出了他对维特根斯坦家族的感触。如今,英国作家亚历山大·沃的新著《维特根斯坦之家》揭开了这个家族的内幕。此书副标题“战争中的家族”一语双关——这个家族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内部战争也以各种形式上演。     

王充"命定论"与加尔文"先定论"思想之比较

翻开王充的《论衡》,特别是前15篇文章,从王充反复论述的“命”中,总使人联想到西方加尔文的“先定论”。王充是中国两千年前封建社会的一位不得志的文人,而加尔文则是代表当时最富有雄心和锐意进取精神的资产阶级宗教改革家。对于加尔文的“先定论”思想,通常认为是在宗教外衣     

启迪思维,点亮童心——谈幼儿绘本阅读

正对一个人来说,什么是真正的幸福?活着的意义到底在哪里?人应该靠什么活下去?这一本又一本的故事,已经用不同的方式把答案说得一清二楚了。这就是书。——日本图画书之父松居直一、基石——阅读的重要性"每当我们翻开书页,等于开启了一扇通往世界的窗,阅读是各种学习的基石。在我们所做的事情中最能解放我们的心灵的,莫过于学习阅读。"(英国教育部长布朗奇)阅读是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以及学习的主要方式之一,阅读是培养早慧儿童的必由之路。美国心理学家推孟的研究成果表明:有44%左右的天才男童和46%的天才女童,在     

清华简《说命》研究三题

清华简《说命》三篇是殷高宗武丁对臣子傅说的命书,记载了武丁得傅说的过程以及对他的训诫。传世文献中的几条《说命》佚文,大多在简本中可以找到对应之处。而《学记》、《文王世子》等篇所引数语为清华简所无,很可能是流传版本不同所致。通过将《说命》与《盘庚》进行细致对比,我们还可以发现该篇较多地保留了殷商时期的原貌。     

亘古一圣傅说

商汤灭了夏朝最末的一个暴君桀之后,在宰相伊尹的辅佐下,建立了商朝,并很快成为黄河流域一个强盛的国家,其范围涉及到今天的山东、河南、河北、陕西、山西,以及长江两岸的湖北、湖南等部分地区,使西方的羌、氏等族摄于商的威力不敢再来侵犯。但是到了商朝中期,也就是18代国君阳甲的时候,奴隶主之间勾心斗角,国势日衰。传至19代国王盘庚,已经连治理洪水泛滥的能力都没有了,国都因洪水泛滥而被迫5次迁移。     

辽金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及启示

辽金两朝是以契丹、女真民族为主体建立的包括多民族在内的封建国家.自燕云等南方农耕区并入后,形成了以农业为主、畜牧业与渔猎并存的多种经济结构.渔猎和游牧是契丹、女真以及北方其他游牧民族谋取生活资料的重要手段.辽金统治者在长期的渔猎活动过程中认识到滥猎滥捕的危害,并产生了"珍爱物命"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设置渔猎管理机构,提倡节俭,规定禁令,制颁法令,严惩违法行为,运用法律的手段调整、保护狩猎和游牧的经济秩序,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敦煌所出相痣图CH.00209、S.5976校理释录

敦煌写本相书中所保存下来的相痣图残本CH00209与S．5976是有关唐代相术的重要材料。本在对这两件相图残片进行拼合、定名的基础上,逐个校理释录了图中标注的占辞解说,并与传世相书中的有关内容进行了比较,基本弄清了它的原貌。     

以命相搏的蛇

小时候,母亲给我讲过一个蛇吃人的故事。说有个娃娃,他家庄子的田间地头有很多小蛇。这娃总喜欢捉蛇、玩蛇,玩够了就打死它们。娃的妈劝他不要这样的杀生害命,娃不听。     

漢唐之際遺詔的變遷及意義

漢代的遺詔裏只有關於行皇帝喪葬禮時減輕負擔的指示。東晉到南朝,出現指命非皇太子者作爲後繼皇帝的遺詔,並且出現保證後繼皇帝統治能力的文章。在北朝,北魏孝文帝以後出現和魏晉南朝同樣的遺詔。與南朝指命後繼皇帝的遺詔相比,北朝的遺詔裏保證本人統治能力的語言表現得更爲詳細,這種遺詔在唐朝形成了類型化。並且,唐朝的遺詔傳達全國,全國的人民可以確認新皇帝依據先帝遺詔即位的事實。這種遺詔在漢代到唐代的變遷,反映了中國統治體制變化的一個值得注意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