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捐纳、捐输概念考辨

捐纳和捐输均为清代国家在常规财政收入之外汲取社会财富的重要渠道,但研究者往往将其混为一谈。二者在政策依据和政府反馈、款项收益、款项数额、道德色彩、财政管理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与捐纳相比,捐输是臣民并非出于义务地将财产直接或间接捐献于国家,政府事后可能酌情奖励。清前期政府有时参照捐纳事例议叙捐输,嘉庆朝起政府比照捐纳事例为特定捐输制定细则,咸同以降各省所设捐局往往同时收取多种不同名目的捐输和捐纳,由此二者愈发不易区分。捐输的复杂制度变迁并未改变其与捐纳的差异,因此准确的概念界定、严格的区分和系统的制度比较是推动捐纳与捐输研究深化的必由之路。     

修建九龙城寨与加强广东海防的关系

１８４６年,广东官民捐款修建九龙城寨,代表了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的决心;城寨捐款余额为加强粤海整个防御体系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契机。这是鸦片战争后,广东省面对英人割占香港岛的新格局,加强南海边防的一次最富有成效的努力     

清朝同光时期贵州隔省捐输研究

太平天国运动后,东南各省军费浩繁,应解贵州的协饷欠解严重。同治三年(1864),清廷将道府州县等实官收捐权收归户部,但在三年后允许贵州省继续开办,贵州省借机办理隔省捐输,赴外省推行实官捐以抵充协饷。贵州先后在湖南、四川、湖北、广东、广西、江苏、山东等省设立黔捐局,至光绪五年(1879),捐输所得超过2170万两。探究这一时期的贵州隔省捐输情况,可以看出作为传统财政收入的捐输在晚清财政体系中仍占重要的地位,同时可以透视清廷调剂省际财政的努力及其实际运行。     

中央与地方:捐输广额与晚清乡试中额研究

捐输乡试广额是晚清朝廷为筹集镇压太平军的军饷,解决财源枯竭窘境,保证军需持续供应而出台的新政策。此举导致各省乡试中额出现重大调整和变化,晚清平均每届乡试取中捐输广额179名,增幅达14.3%,不仅抵消了乾隆九年定制各省乡试中额时削减的额数,且使实际乡试中额超过清初制定的清代最高乡试解额标准。同时,它还为清廷筹集军费1.5亿两,占咸同年间军费总支出的1/4。此中透露出晚清中央与地方关系中,中央主动放权给地方的一面,而非既有研究强调的中央对地方扩权的被动承认和接受。     

中法战争期间顺德团防总局的设立及其意义

光绪年间中法战争促发广东全省团练活动的兴起,顺德团防总局作为地方团练组织因之得以设立。在中法战争期间,顺德团防总局的设立不仅加强了当地军事防务,而且在经济上还为中央与省局的军费筹措提供一定的捐输。更为重要的是,顺德团防总局在当地社会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社会控制系统,有效地杜绝了顺德县可能因外患而引发的内部动乱。顺德当地士绅借由战乱的团练活动而建立的社会控制系统,并非是对官权的侵夺,而是协助官府更好管理社会的结果。     

郭嵩焘与晚清厘金

郭嵩焘首倡开办湖南通省厘捐,并推广湖南经验,先后在山东、江浙、广东等地整顿厘务,以裕军饷。1864年,他强烈反对停厘撤卡,平息了沸沸扬扬的罢厘之议。使英期间,他坚决主张停废各省厘捐,仿行西方税法。可见,郭嵩焘在晚清厘金兴废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爱国与保身:辛亥革命期间的亲贵捐输

辛亥革命的爆发引起了清廷的财政困窘和社会恐慌,政权岌岌可危。在外债无望的情势下,"爱国公债"成了支撑危局的希望。在推行之初,亲贵们被要求带头捐输,其后则演变为强制捐输。但在战和未定的情势下,除少数亲贵热心捐输外,大多数都意图敷衍了事,这遭到社会各界的激烈批评,亲贵因而声名狼藉。在皇权鼎革之际,亲贵的反应似被放大,事实上隆裕太后以下的亲贵们有相当数量的捐输,并且决定清室国祚的绝非捐输问题。这一现象既折射了彼时各界对亲贵弄权、国事日非的痛恨,又夹杂了袁世凯集团与亲贵的矛盾纠葛,同时亦反映了清廷上层在鼎革之际的现实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