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安定郡彭阳、安定、抚夷三县治所考

本文依据文献及考古资料,重新探讨了西汉安定郡彭阳、安定、抚夷县治的具体位置,认为彭阳县治在今甘肃省镇原县太平镇茹河北岸的阳湾遗址,抚夷县治在今三岔镇蒲河北岸的梁台遗址。笔者认同《中国历史地图集》关于彭阳、抚夷两县治所方位的标注,并为之提供了新的考古资料进行佐证,且进一步确认其位置。本文对标注在今泾川县的安定县重新进行了考证,认为县治在今镇原县东南10千米处城关镇茹河北岸的后河遗址。     

沦陷时期太原日本居留民初探

全面抗战前太原只有少数与日军关系比较密切的日本居留民.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攻占太原,为日本居留民进入太原打开方便之门.在日伪政府支持下,日本居留民人数迅猛增加.日本居留民在沦陷区具有一定的特权,他们不仅依靠战争,依靠日人的身份,获取战争利益,亦依靠日伪政权,在中国领土构建日式社会秩序,创立日式社会民团,利用中国的资源生产日人的生活物资,构建"国中之国"的殖民体系,以服务于日本的侵华战争,成为日本侵华的重要工具.     

回忆抗战期间的革命文艺工作

(一)我的家乡在鄂北。大革命时期,我就开始从事革命活动,很早就入党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湖北全省、特别是我的家乡鄂北,牺牲很惨重。我18岁时到武昌报考中华大学上学。这个学校曾经出过恽代英、肖楚女等人物,后来更名为华中师大。上大学时,我就开始从事进步戏剧、文学活动了。1935年我们组织了武汉戏剧协会,第二年又在武汉组织了拓荒剧团,创作了一些剧目。《五月的鲜花》就是为独幕剧《阿银姑娘》里面的序曲写的。我们在武汉开展救亡戏剧运动,得到了冯乃超的很大支持。他当时在湖北省政府民政厅厅长李书城手下任职。     

秦汉帝国“新地”与徙、戍的推行——兼论秦汉时期的内外观念与内外政策特征

秦汉帝国是伴随"新地"的推展和边界的扩张而确立的。政府在派遣"新地吏"同时,往往推行徙民实边、行役戍边政策。在后来的发展中,实边较戍边更为边策所重。其原因既涉及财政、舆论,也有对防御效能的考虑。两汉时期,内地与边郡之间的差别有所扩大,影响到朝廷内外政策的差异。边郡军事负担甚巨,而且因军队屯驻造成经济残破与社会动荡。边郡维持运转,常需邻郡供给、中央调控、募民输粟及军士屯田。"文景之治"、"光武中兴"中轻徭薄赋的惠政,与边政状况直接相关。     

清末两级地方自治中的官治与自治模式

清末地方自治包括府厅州县和城镇乡地方自治两个层级,并建构了两个层级不同的官治与自治模式,即在城镇乡一级实行"以自治辅助官治",而府厅州县则实行"自治与官治合并"之制度。两种模式都借鉴了日本自治制度,但都有所不同。就清末城镇乡地方自治的运行来看,由于地方自治章程赋予官府监督自治之权,也由于自治团体为谋求地方利益,常常也会与官府对立,所以,官治与自治常常处于矛盾冲突之中。     

历史厚重的省府路

<正>省府路,东头和西头分别与南北向的文明路、忠烈街和中华中路相交;富水路从中穿过,将省府路分成上下两段,下段路面和城里其他街道一样是柏油路,而上段路面还保持着70年前的石块"高级路面"的原貌。这条500米长的街道,自明代以来一真是贵州全省的行政中枢。明成化十年(1474年),贵州巡抚宋钦在此建巡抚都察院署,清代在此增设"抚台"、"抚军"、"抚院"衙门。清顺治十八年(1661     

内蒙古哈民忙哈遗址房址内大批人骨遗骸死因蠡测——关于史前灾难事件的探索与思考

内蒙古科左中旗哈民忙哈遗址一系列重要发现,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数座房址内揭露出大批人骨遗骸,场景之震撼在我国史前考古中极为罕见。种种迹象表明遗址是遭遇突发事件而废弃的,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一事件的发生,那些罹难者为何集中于房址内?本文通过凝固历史瞬间保存下来的情境观察和人骨反映的死亡年龄统计,结合自然环境与生业方式分析,在排除地质灾害、人为杀戮等灾难后,提出距今5000多年前科尔沁沙地曾暴发过瘟疫。导致哈民忙哈居民群体死亡的直接原因,应缘于一场肆虐的鼠疫,并由此引发了辽西新石器文化的变迁。     

署“西园”印款瓷器之考辨

康熙朝瓷器中,有一些带“西园”印文的瓷器,多为文房用具。这些瓷器表面一侧以五彩绘纹饰,另一侧配有墨彩诗文,诗尾有“西园”署款或篆书“西园”印章,或两者皆有。这些瓷器画工精细,诗文笔法洒脱,字体遒劲有力,墨彩漆黑如墨,风格独特。以往观点认为这些瓷器上所用“西园”印款为高凤翰字、号,笔者通过对高凤翰的生平事迹、相关艺术作品及其“西园”印文流变的考证,提出瓷器上的“西园”印款非高凤翰字、号。     

殷墟孝民屯遗址商墓随葬动物再研究

本文在讨论商墓随葬动物的不同分类方法及其得失的基础上,对殷墟孝民屯遗址商墓随葬动物进行了分类,并探讨了不同分类的随葬动物性质。本文重新梳理了墓葬不同类别犬牲的年龄,发现如果在腰坑和填土等非腰坑位置均随葬狗,会在可供选择的狗中挑选年龄更小的放置在腰坑中,但腰坑、墓葬的填土等非腰坑位置随葬的狗以及颈系铜铃的狗牲均以未成年个体为主,成年个体的比例并不高,因此根据是否颈系铜铃与死亡年龄将腰坑和填土中随葬的狗的性质和功用截然区分开来,证据并不充足。对孝民屯晚商墓葬二层台等位置随葬不完整动物的牲体选择的分析,发现商文化的丧葬礼制中当存在牲体礼,而牲体的选择也有其背后的礼制渊源。通过讨论古代墓葬用牲研究的方法,本文进一步提出结合动物考古的鉴定研究与考古背景、历史文献的“文化信息”的分析,对孝民屯等商墓或商系墓葬随葬动物或墓葬用牲进行个案分析或综合研究,是商文化乃至商周、古代丧葬用牲礼俗研究深入的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