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另一“战场”的战将王近山

被邓小平誉为“一代战将”，江泽民祢为“杰出的战将．人民的功臣”的王近山将军．是富有传奇色彩的将军。本刊于令期刊发有关王近山将军的两篇章．从不同侧面展现将军在战争年代与和平年代的非凡经历，请读注意。     

查士丁尼与波斯帝国冲突的原因

查士丁尼与波斯帝国之间的战争原因很复杂，既有历史上的大国争霸原因，如波斯与希腊之间的希波战争、波斯与罗马之间的争霸战争；也有现实的查士丁尼政治、经济和宗教政策的原因，它是两大帝国之间诸多矛盾激化的直接产物。而战争都以双方签订停战协定、查士丁尼为波斯提供巨额年金而结束，查士丁尼把解决波斯问题的任务留给了后人。     

残暴罪行不容掩盖--揭露侵华日军在中国的毒气实验

侵华日军在中国东北进行的毒气实验是其化学战罪行中重要 的组成部分，而且其残暴程度是骇人听闻的。但是战后的日本右翼势力一直竭力掩盖这一罪 行，制造了大量谎言，而我国国内对于该问题的实证性研究也比较少。本文首先根据近年来 国外披露的有关资料，对关东军在东北进行毒气实验的基本情况进行概括性的介绍，又根据 实地考察的结果对实验地点进行了推论和考证。在“九·一八事变”70周年来临之际，谨以此文回击日本右翼势力对历史的歪曲，并告慰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牺牲的同胞们。     

论苏芬冬战

1939年11月至1940年3月,苏联与芬兰之间发生一场战争,世人通称“苏芬冬战”。它以苏联胜利,芬兰失败而告终。结果苏联占领了芬兰的大片领土,还获得许多其他好处。战争中苏芬两国孰是孰非?战争的性质如何?这一直是史学家和政治家感兴趣和争论的问题。几十年来,苏联史学界一直沿袭当时苏联官方的观点,认为苏联是被侵略     

日本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

日本昭和天皇(1901——1989年)在位63年,自1987年9月患病时起,到1989年1月7日病逝之后,日本国内又出现了否定天皇裕仁战争责任的动向。1989年2月15日,日本首相竹下登就裕仁天皇战争责任问题,回答在野党议员质询说:“在上次战争中,昭和天皇为避免战争作出了全面努力,对结束战争作出了英明决断。”这是公开为昭和天     

符望阁 为“乾隆式审美”正名

符望阁是乾隆花园里最高大的建筑,其内檐装修不仅代表了乾隆朝盛期中国工艺水平的最高峰,也淋漓尽致地呈现着这位“十全老人”的审美意趣。在这里,“乾隆式审美”绝非贬义。     

“仿照庚子互保”：江浙战争与江苏耆绅的和平运动（1923—1924）

江浙关系与全国政局相表里,自1922年以来两省关系深受直系与“反直三角同盟”牵动。1923年沪杭成为“反直中心”后,江浙关系恶化,以苏社集团为代表的江浙耆绅主张仿照东南互保先例促成江浙和平,他们推动两省军阀签订和平公约,相当程度上延缓了战争爆发。但1924年直系战败,“反直三角同盟”主政,为此张謇等苏社诸理事促使直系江苏督军齐燮元下野,避免了战争扩大。在此过程中张謇与苏社其他耆绅态度常不一致。这些政治运动展现出苏社集团的政治力量与江苏“绅军政权”的特质,也展现出晚清政治在北洋时期的延续性。齐燮元素与江苏耆绅关系密切,双方均以“保境安民”为要约。但江浙战争期间,军阀受派系利益求“保境”,士绅因地区利益求“安民”,军绅之间发生严重分裂。军阀无法安民,其存在的合法性亦发生动摇。     

清代新疆万寿宫朝贺礼与王朝国家认同塑造研究

本文依据档案和史籍记载,对清代新疆万寿宫的营建与分布、朝贺典礼仪式及其对新疆官民的一体化王朝国家认同塑造问题,进行了梳理和分析。认为,新疆万寿宫,作为清朝皇帝与清王朝在新疆的具象化与景观化体现,是新疆官民感受与体验王朝国家存在的最高礼制建筑。新疆万寿宫朝贺礼,作为新疆各地惯常性的庆典仪式和新疆最具全民性和跨族群性的政治文化活动,使得新疆各族官民通过叩拜行礼的身体实践、富丽的宫殿式布局、庄严的礼仪现场和节日的娱乐活动,感受清朝皇帝与王朝国家的存在,进而形塑新疆官民对清王朝的政治认同与归属。     

宋夏战争中的河川:以环庆路马岭水为研究中心

环庆路地处宋夏战场中心,流经其境内的马岭水一直被视为双方用兵的主要战线之一。然而,宋夏两军在环庆路展开大规模、高烈度会战的次数比之于邻近的鄜延、泾原等路,实际上是相对有限的,而造成环庆路这种战略地位与实战记录不相匹配的原因,或许就在于当地独特的水资源条件与河川地形。一方面,马岭水上中游水量不足、水质差劣,难以支持宋军的行军饮用或者屯戍所需,无法为其北上作战提供充分的保障;另一方面,环庆路正面狭窄、纵深狭长,宋军又依托纵贯其间的马岭水河谷设置了防守严密的堡寨体系,故而西夏军亦缺乏持续深入的把握。在上述两重因素的双向限制下,宋夏两军对于在环庆路发动大规模攻势均表现出谨慎的态度。     

《明实录》建文朝科举书写及其意涵

科举是建文历史的重要内容,也是其"文治"的具体表现。然而,《明实录》书写的建文朝科举,既缺乏三级科举考试的正面记载,又大体上掩盖了附传传主建文年间科举中式的信息。本不属于政治敏感性问题的科举史事,因其体现了建文帝泽被天下士子的恩典、妨碍了朱棣"文治"的弘扬,遭到了《明实录》的排斥。这表明实录对建文历史的讳饰,不只限于政治敏感性问题,而是一切有利于建文帝形象的史事。值得注意的是,史官在实录编修中采用春秋笔法披露了建文朝科举的蛛丝马迹,使得相关史事并没有在"国史"话语体系中完全被湮没。这反映出史官与君主在建文历史的认识、评价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此种现象并非晚明才出现,而是明初已露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