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邦文化视野中的扬雄——以《华阳国志》为中心

郡书写作的兴起,深受汉魏时期地域优劣论的影响。《华阳国志》继承汉魏郡书撰写的传统,通过表彰先贤来标榜蜀地的独特之处。该书《先贤传》通过增删调整《汉书》《法言》等史料,将扬雄塑造成一位“齐圣广渊”的弘道圣人,有关扬雄的负面记载却只字未见。此种做法,体现了乡邦文化建设中方志书写的特点。而作为集蜀地方志之大成的《华阳国志》,其对扬雄的定位,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蜀地士人的认识,这意味着扬雄拟经征圣的行为至少在蜀地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认可。     

博雅扬雄

扬雄(公元前53年——公元18年)字子云，成都郫县人，中国汉代名学家、哲学家和语言学家。祖辈以农商为业，家道小康。其自幼口吃，不善言语，然而却喜欢读书，独立思考，“少而好学”，“博览无所不见”，“默而好深沉之思”。成都是汉赋故乡，他与另一成都籍学家司马相如被后人誉为“汉赋双星”，成名之作《反离骚》，系仿屈原《离骚》之体，而反离骚之意写成，写就后“自岷山投诸江流以吊屈原”，通篇洋溢着青年扬雄的豪爽之气。     

扬雄的史学思想

扬雄虽然没有留下专门的史学著作,但其《法言》的一部分,却是模拟《春秋》的。在扬雄看来,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一个前进性和曲折性相统一的过程,总是有继承有变革,有因袭有扬弃,并从哲学的高度作了深刻论证。扬雄提出了“立事”、“品藻”、“实录”等史书写作的体例和原则,但并不排斥对史事和历史人物进行褒贬,作出公正的评论。他以儒家观念为标准,又辅之以道家思想,对诸多历史人物作了简明概括的评价,对班固父子作《汉书》产生了重要影响     

扬雄《法言》的版本与流传

《法言》是扬雄在晚年拟《论语》而作的一部语录体散作,是我国汉代的重要典籍之一,在我国哲学史、思想史、学批评史、美学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其在历史上形成了两大版本系统,一为十三卷本,一为十卷本。本分别简述了它们的特点,并对它们之间的优劣有所比较。通过唐宋类书、古书旧注对《法言》的征引,考察了《法言》在宋代以前的流传情况,发现其旧本与今本之间差异甚微。     

史志人物传笔法探讨——“实录”与“塑造”的史传借鉴

班固在《汉书&;#183;司马迁传》中写道：“自刘向、扬雄搏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叙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两千多年来,凡是称赞《史记》的人,大概都会使用“实录”这个考语。但是,“实录”是否就是机械地记录传主的一生,而忽视人物个性和内在本质的开掘,写成或“年表”式或“鉴定”式．或“诔词”式的传文呢?     

关于扬雄四赋作年的两个问题

论者通常将扬雄四赋的作年定于元延二年和元延三年。但此论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以成帝元延三年从胡客大校猎的假设为前提,二是对本传里"明年"二字理解有误,将扬雄作《校猎赋》之年与成帝羽猎之年混为一谈。只有充分尊重《成帝纪》元延二年的记载,并认识到本传所说的"明年"并不是指成帝羽猎之明年,而是指扬雄"作《校猎赋》之明年",才能正确地考证出扬雄四赋的作年。     

蜀人扬雄及其《方言》

蜀人扬雄一生居成都和长安两地,前期热心辞赋创作,因讽谏君王不成,弃赋从事学术研究,其小学著作《方言》在中国语言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方言》开中国方言学研究之先河,最早确立了中国大方言区,提出了“通语”“转语”等方言术语,虽《方言》未竞,但于中国方言研究具有首创之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语言资料。     

“鼻祖”为何跟鼻子有关

最早的时候没有鼻这个字,而是用自这个字来表示鼻子。后来,人们在自的下面加了一个声符畀来表示鼻子。畀读作bì,是给予、付出的意思。自和畀合在一起表示一呼一吸,自相给予,于是用来指称鼻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