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陈独秀

我的体能和智能都不允许我对陈独秀作认真的科学研究了,因我已80多岁,无能为力了。但30年代初,尤其在陈独秀于1932年被捕时我看到全国名流的一片抗议与声援之后,才找了陈独秀的书来读,即种下了钦佩陈独秀的种子。那时还不知道苏联的托派及中国的托     

陈独秀研究二题

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开除陈独秀出党,开除彭述之等出党,开出了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反对党,这在中国共运史上是空前的;在第三国际史(1919-1943)上也是特例,这是后来史称为“立三路线”时期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中央政治局的造次。其实,1929年的中国托派仅处在反对共产国际援华政策的层面上,还没有直接干扰中共的政策和策略的可以称之为组织行为的活动,那么为何要用开除党籍来惩罚这位中国其产党的创始人呢?     

中共对托洛茨基评价的转变

每当提到托洛茨基或以他为首的“托派”,人们往往是谈虎色变。盖因自上世纪20年代末以来的近80年时间里,在整整几代人心目中,托洛茨基或“托派”都是反动或反革命的代名词。这并不奇怪,因为早在中共1929年10月的《中央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中,就有托洛茨基反对派“积极地在政治上,组织上,各方面来攻击党,破坏党”的定性,在毛泽东的著名文章《论持久战》中,甚至有“汉奸托派”这样的字眼,而《野百合花》的作者王实味也是戴着“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罪名在1947年被处决的。1991年2月7日,公安部正式作出《关于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决定说：“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一九四六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但是,从这一决定中仍可以看到,王实味是平反了,但托洛茨基并未昭雪,因为王实味是个好同志的前提,恰恰是他“没有”“参加托派”,如果参加了,那就是死有应得了!     

中共一大代表姆仁静的人生历程

刘仁静,一个“参与创建中共和托派的怪人”。他是中共一大代表,但却自行脱党被除名;他是见过托洛茨基并与之一起生活了十多天的托派首领,但也没逃脱被托派开除的命运。刘的一生经历。值得人们深思。[编者按]     

红四军领导人刘安恭因“托派”埋名

1929年春,受党中央的委派,从苏联刚回国的刘安恭,来到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工作,直至同年10月在战斗中牺牲。在仅半年的时间里,他曾担任过临时红四军军委书记、政治部主任、前委委员、二纵队司令员等职。     

郑超麟：中国最后一个“托派”

郑超麟（1901—1998年）,福建漳平人。早年赴法勤工俭学,并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春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次年正式入党。1924年回国后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负责编辑中央机关报《向导》、《布尔什维克》。他曾参加过五卅运动和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也曾出席中共五大,参加八七会议,是中共早期马克思主义宣传家、理论家。1929年与陈独秀等人一起转向托洛茨基主义,被开除出党,是托派重要领袖之一,曾担任中国托派中央委员兼托派中央宣传部长。     

杨明斋为陈独秀鸣不平

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之后,中共江苏省委于11月下旬,又召开了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拥护中央反对托派的方针,拥护开除陈独秀、彭述之等人,并作出决议开除了省委委员罗世瑶。此后,     

新四军四师“托派”案件

1941年7月,新四军四师发生了凭空炮制的“托派”案件,新四军的50多名党员和进步群众被错误处理。1943年至1945年,新四军和淮南、淮北区党委、盐阜地委举办的整风轮训队确认此案有错误,对每个涉案者进行个别审查,分别作出平反结论。1984年10月,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予以彻底平反。这起历经43年之久的冤案终于彻底地得到了平反昭雪。     

托派老人刘平梅

一位气质高贵的老人 2007年11月9日傍晚,我接到黄先生从香港打来的长途,他告诉我,刘平梅老人在昨天的晚上故去了。黄先生是刘平梅的女婿．消息不会有错;而一年多以前我已得知,刘平梅患上老年痴呆症,记忆全失,生活不能自理．恐怕不久于人世了。对他的过世,应该说我早有心理准备。然而,那一天,电话中传来的消息依然令我感到意外,面对电话,竟无语。     

追随陈独秀一生的“托派”重要骨干——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党代表罗汉事略

1961年,罗汉之子罗南由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贵阳师范学校任教,并在贵阳找时任贵州省政府民政厅长的李侠公先生。朋友之情,战友之谊,李侠公对罗南倍加关心和爱护。1965年,罗南与赵松泽女士结婚,在贵阳安家落户。文化大革命之初,罗南因父亲“托派”问题被打为“另类”,发配到息烽流长中学、息烽中学、安顺师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