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朝京师铁钱与圜法改制

晚清以来货币制度发生剧烈更替。咸丰四年为缓解京师“铜匮”与“钱荒”,清廷“反经复古”而筹行铁钱。伴随此一新货币符号的产生,铁钱鼓铸、流通与清朝货币政策不断形成互动。尤其是在钱文反复壅滞的应对过程中,清朝从铸币投放、立法布令、引导疏销等方面救济币制。但随着货币秩序的整体紊乱,铁钱日渐贬值,以铁钱局与户部为代表的决策部门围绕铁钱减铸、存废等产生意见分歧,“立一法即增一弊”的政策纷更使商民无所适从,铁钱最终成为弃物。京师铁钱的嬗变轨迹映射出咸丰朝圜法改革的试错、容错与纠错过程,揭示了清政府在财政压力下的政策取舍与行为逻辑。     

朱元璋改数治贪

一天,朱元璋坐在宫殿之上,仔细查阅着各地呈报上来的财政账目。突然,他在一本账册中发现了一个非常细微的问题:一本账本上"十万两白银"被人为地改成了"五万两白银",也就是在"十"上加上3笔便成了"五"。朱元璋看后倒吸一口凉气,一字之差便使国家面临亏损五万两的危机。同时他也暗暗佩服改账目的人,如果不仔细查看,是很难发现的。是谁胆子这么大,竟敢擅自修改政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户部全宗货币金融档案介绍

清代政治制度沿袭明朝,中央行政机关仍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其中的户部,设于天聪五年（1631）,光绪三十二年（1906）为筹备立宪实行官制改革,户部更名度支部,其职能为“掌全国户口、土田之籍,一切经费之出入”,类似于现在的财政部。     

《清代户部银库收支和库存统计》一书读后

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2月出版的史志宏先生的新著《清代户部银库收支和库存统计》,是经济史学界不多见的基础性成果。银库是清朝户部三大库藏中最重要的库藏,“为天下财赋总汇”,堪称当时封建王朝的“国库”。清中央政府以“京饷”的名义,将各省所征田赋、盐课、关税、杂税等项收入除去本省存留和省际协拨外全部集中于户部银库,用来开支京师的兵饷、官俸、役食及各项行政费用。     

也说朱兰奏“刻玉为币”

《安徽钱币》2008年第一期载文披露了咸丰元年十月詹事府少詹事朱兰的一件奏折,朱兰提议就新疆所产之玉分割运京,刻玉为币,以解财政困难。奏折后面有咸丰的朱批“户部一并妥议具奏”,文章并说,“从现存清代档案中未能查出‘具奏’的记载”。其实户部还是“妥议”了的,在文档中可以查得出来。     

明万历《广西通志》主修人——戴燿

戴燿（1542-1628）,字德辉,别号凤岐,福建长泰人.明隆庆二年（1568）进士.初任新建（今属江西南昌市）知县,万历元年（1573）任户部主事,不久,转任户部郎中.后外调豫章州牧.八年,提任副蜀宪,继任江西参政、云南按察使.二十年任陕西布政使.     

无处归依的“地望称”

清末有一副名联：“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乍一看,不知就里,令人如坠云雾中。仔细品味,会发现其中提到了两个人——李鸿章与翁同龢。原来,因李鸿章为合肥人,人们以“地望称”叫他“李合肥”,联中简略为“合肥”。同理,联中“常熟”则指时任户部尚书（司农）的常熟人翁同龢。     

皇帝的老师也不大气

清末有一副流行民间的著名对联：“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这里合肥指李鸿章（安徽合肥人）,他在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任上秉政达25年,参与清政府内政、外交、军事等一系列重大事务,相当于宰相之职;常熟指翁同稣（江苏常熟人）,官至户部尚书,掌钱谷、民政之事,汉代称司农。     

咸丰时期户部银库实银收支问题再研究

太平天国运动兴起以后,清政府因岁入锐减、支出剧增而遭遇严重的财政危机。作为全国财政运作重要组成部分的户部银库,由此陷入库储殆尽、入不敷出的绝境。面对危局,清廷不得不应急变通,一面暂弃京饷按册酌拨的旧制,改为年前一体定额预拨以期保证实银收入;一面下放军饷筹拨权限借以息肩。此外,裁减俸饷、铸造大钱、颁发票钞、举办捐铜等补苴权宜之计渐次施行,勉力维持收支平衡。咸丰后期,户部银库实银收支均呈回升之势,票钞大钱所占比例逐渐下降。随着内外环境的巨大变化,清政府财政逐渐脱逸旧轨,户部银库的实银收支内容与数量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其在全国财政运作与经费调度中的重要性也大为下降。     

《新安文献志》收录唐户部蠲牒考析

《新安文献志》收录的一通唐代户部蠲牒,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文章基于对蠲牒内容的考析,结合新出《天圣令》,对唐代任官者及其荫亲的赋役蠲免内容与程序进行讨论,以丰富学界对唐代蠲免事务管理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