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庄王墓出土文物赏析之三——明梁庄王墓瓷器辨识

明代梁庄王墓随葬的瓷器共8件（套），除3件出自墓葬的前室外，余皆出自其后室。根据它们的出土位置和纹饰，其中7件（套）属于王的随葬品，汉1件（套）属于王妃的随葬品。     

江苏江阴市青阳镇里泾坝宋墓

2002年2月,江阴市博物馆对位于江苏省江阴市青阳镇里泾坝村的一座宋代墓葬进行了清理,并将其石椁整体搬运至博物馆内进行修复保护。现将此次清理工作的主要收获报告如下。(一)墓葬形制此墓是20世纪70年代当地村民开挖鱼塘时被发现的,当时已遭盗掘。残存的墓     

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清代墓葬考古发掘报告

2020年4月至5月,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北京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在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清理了11座清代墓葬。这批墓葬的空间分布较为集中,保存状况较好,根据墓主人数量的多少可分为单人葬墓、双人合葬墓和三人合葬墓。出土的随葬器物较为丰富,主要有陶器、瓷器、玉器、铜器、金银器等。尤其是金质发簪,成对出现,成组使用,并且制作工艺复杂,造型生动别致,纹饰多样精美,是了解和研究清代首饰的重要实物资料。综合墓葬形制与出土器物,初步判定这批墓葬从清早期一直延续至清晚期,这有助于探究清代中关村地区乃至北京西北部社会生活状况与丧葬习俗。     

陕西西咸新区空港新城蒲家寨战国秦瓮棺葬墓发掘简报

2017—2018年,为配合西咸新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对位于陕西西咸新区蒲家寨村的一处战国秦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清理了墓葬、围沟、水井等遗迹340余处,出土了大量的陶器、铜器、铁器及玉器等。墓地内散布有10座瓮棺葬,均属于秦文化范畴,其墓葬形制、结构各异,出土器物丰富,墓葬年代属于战国晚期至秦统一前后,是研究秦瓮棺葬及秦人丧葬习俗演变的重要资料。     

据出土战国楚简文献校读《鹖冠子》

近年来,楚简文献研究成果日益丰硕,可借之以校读经秦汉人转写整理过的传世楚国古书。根据楚简校读战国时楚人所著《鹖冠子》,发现有些字形为楚文字中特有,秦汉时期的人整理时误认,例如误“斩”为“轸”、误“■”为“顺”等;有些字根据楚简文献所反映出的楚人用字习惯可作出更为妥帖的破读,如将篇名“著希”读为“书希”、将“随君”读为“惰君”等。这可以体现出土战国楚简对校读传世文献特别是楚国古书的重要价值。     

北京魏晋墓葬所见北方草原文化因素

北京已发现具有北方草原文化因素的墓葬十余处,年代集中于魏晋时期。通过对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的系统分析,将其所包含的文化因素分为汉文化因素、匈奴文化因素和鲜卑文化因素三类。进而通过对各墓所含文化因素的内容和数量的统计将其分为四组,四组墓葬的墓主中可能有汉晋时期迁徙塞内的鲜卑部众,也有早期加入鲜卑军事联盟的匈奴遗众。他们徙居幽州塞内长期与汉杂处,除少数人还保持着鲜卑葬俗,其余大多已接受并认同了汉地文化,仅在日常生活层面留有草原文化的印记。北京魏晋墓葬中草原文化因素的形成及特点,当与这一时期北京所处的沟通中原与草原的枢纽地位有密切关联。     

淮南地区南北朝墓葬探析

近十多年来,淮南地区新发现了四座南北朝时期墓葬。通过对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的分析,淮南地区南北朝墓葬的年代可以分为前后两段。以6世纪中期为界,前段受南朝文化影响较深,后段北朝文化因素逐渐凸显,南北方文化逐渐融合成了全新面貌,并且直接影响了周边地区的隋墓。这几座墓葬的发现,反映出淮南地区在从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地位。     

铜镜在墓葬空间中的方位与功能探讨

不同空间赋予了器物不同的意义,墓葬空间中的随葬铜镜除保留照容特性之外,还拥有多重功能。通过比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墓葬中铜镜的放置方式和出土状态,可以发现铜镜在墓葬空间中的方位逐渐固定、空间属性明显加强。墓葬中的铜镜除发挥自身所具备的功能外,还作为玉璧替代物,与其他器物组合出现。铜镜在墓葬空间中的功能是古代镜文化的真实写照,这种风俗也流播至海外,周边国家对此仿拟、沿袭,并进行了适宜本土文化的改动。     

实物、图像与文本:宋元时期的墓葬神煞

墓葬神煞泛指古人丧葬观念中墓葬内外各类吉凶神祗.中古时期墓葬神煞观念的流传通常有实物、图像、文本三种可视物质媒介,包括俑像、画像砖、壁画、葬书、文书、石刻等多种形式.宋元时期相同的神煞名目、相似的神煞形象,亦可分属于不同的观念系统乃至其他观念体系,从而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蕴含着差异与变异的墓葬神煞观念并非一以贯之的稳定系统,分析其所表现的连续与断裂、碰撞与调和、误解与再造,得到的是多重语境的观念史.     

角形玉杯和来通杯

广州南越文王墓为西汉时期南越国第二代王赵眜之墓,墓中出土了一件雕琢精美的角形玉杯(图一),应是南越王生前喝酒的饮酒器,它是目前汉代墓葬中出土的唯一一件角形玉杯(也称玉角杯)。此外,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传世品玉角杯(图二)与南越王墓角形玉杯相似,依照南越王墓的角形玉杯,于近些年才被断代为汉代[1]。这两件角形玉杯,其独特的造型,与国内同时期的其他玉质容器迥异,也有别于汉代常见的饮酒器,但是它们却与希腊时期横跨亚平宁半岛至小亚细亚半岛地区出土的来通杯(Rhyton)极为相似。有专家认为,南越王墓的角形玉杯虽然不是海外舶来品,但是其造型设计很可能借鉴了西方的来通杯。本文将主要探讨南越王墓角形玉杯与西方来通杯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