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大运会场馆赛后可持续利用的体文旅融合思路

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和实地考察法,梳理体育产业与文旅产业的逻辑联系,对成都大运会场馆赛后可持续利用的体文旅融合思路进行研究。二者逻辑联系：体育赛事推动节事旅游发展;体育赛事丰富旅游产品的体验性;体育赛事促进社会文化交流;体文旅融合具备政策支持。据此提出场馆赛后利用思路：打造成都体文旅新地标;开发大运会主题旅游线路;举办特色节庆展会活动;建设体育旅游休闲街区;建设中小学研学旅行基地;提升公共文体服务水平。     

四川成都双元村春秋墓M180、M185发掘简报

2016年3月～2018年7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与青白江文物保护中心联合组队,在成都市北部的青白江区大弯镇共抢救性清理274座东周墓葬。其中M180、M185两座墓葬为船棺墓,共出土陶罐、尖底盏、器盖等各类陶器24件,铜敦、剑、戈、矛、钺、斤、凿等铜器33件。两墓年代为春秋晚期,丰富的随葬品为释读巴蜀图符的性质及探讨东周时期古蜀社会、文化变革等提供了重要的考古资料。     

大名府故城遗址外城南城垣发掘简报

大名府故城遗址位于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大街乡,2006年被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5—2016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今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大名县文物保管所等单位对位于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的大名府故城遗址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和勘探,并对大名府故城外城南城垣进行了解剖发掘。经解剖可知,外城城垣宽41.6米,两端夯筑,中间填土,墙外或有包砖,城外有壕沟,始建于北宋前期,金代后期废弃。此次考古工作初步认定大名府故城遗址由宫城、内城、外城三重套城组成,符合北宋京府建制,为研究北宋京府类城市形态提供重要了资料,也拉开了大名府故城遗址考古发掘工作的序幕。     

马戛尔尼使团“城内寓所”考

马戛尔尼使团在京期间,除在宏雅园短暂停留外,主要居住在城内前任粤海关监督穆腾额的入官房屋。居住期间众多历史事件在此发生,奠定了穆宅在马戛尔尼使团研究中的重要性。本文从中、英两国原始图文资料入手,考察穆宅的位置、布局、使用及变迁,全面揭示这座清代宅邸的历史面貌,为马戛尔尼使团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从三分到归一:唐朝前中期岭南政治地理格局的变迁

岭南僻处南疆,地理复杂。隋末大乱之时,地方势力纷纷割据,唐初和平统一岭南后,采取羁縻政策,以原有势力为基础设管州的"都府"。而在都府之上,朝廷以广州、桂州、交州为中心置"统府",以点控面,有效地维护了岭南地区的稳定。但是这种层层管理的"统府三分格局",到高宗乾封二年发生突变,随着邕府和容府的建立,原统府消失,遂形成并立的"五府格局"。可是,最迟8世纪初,唐朝设立岭南五府经略使,统一管理整个岭南的军事。在此前后,岭南选补使、岭南按察使、岭南采访使等陆续出现,在人事、监察、民政等领域,对岭南道全境实施管辖权。因此,"盛唐"的岭南道,表现出明显的"归一"趋势。     

清末两级地方自治中的官治与自治模式

清末地方自治包括府厅州县和城镇乡地方自治两个层级,并建构了两个层级不同的官治与自治模式,即在城镇乡一级实行"以自治辅助官治",而府厅州县则实行"自治与官治合并"之制度。两种模式都借鉴了日本自治制度,但都有所不同。就清末城镇乡地方自治的运行来看,由于地方自治章程赋予官府监督自治之权,也由于自治团体为谋求地方利益,常常也会与官府对立,所以,官治与自治常常处于矛盾冲突之中。     

裴铁侠虎啸琴探源

裴铁侠(1884~1950),四川成都人,民国时期重要的川派代表琴人,先后成立了"律和琴社""岷明琴社",并有琴学论著《沙堰琴编》《琴余》等传世。裴铁侠酷爱古琴收藏,稍有积蓄便四处寻访,倾其所有购买名琴(1)。所藏唐宋元明清等历代古琴,约30余张(2)。大小雷琴最为珍爱,曾仿制大雷琴,其琴室即为"双雷琴斋"(简称"双雷斋")。     

清前期贵州大定府铅的产量与运销

矿业深刻地影响着清王朝的货币与军器制造,以及西部民族地区的开发,成为康乾盛世的表征之一。当时矿业的成就,主要表现在铜与铅的开采和冶炼上。本文探讨清代最重要的铅产基地——贵州大定府的铅的产量、分配与运销,以期揭示偏僻的西南一隅在改土归流之后是如何影响到整个王朝国家的。     

成都金沙

成都金沙首届艺术品拍卖会将于2007年11月28日至12月2日在四川成都国际会展中心加州花园酒店举办,此次拍卖推出《中国古代字画》、《中国近现代字画》、《扇片、尺犊、小品、信札》、《雅纸珍藏书画》、《翡翠、瓷杂》五个专场。     

明代梧州府驿站考辨及其时空分布特点

明代梧州府水陆交通位置冲要,曾作为两广总府驻地,驿站、驿路分布较为密集。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明代梧州府的14所驿站逐一进行了考辨,纠正了部分讹误,认为明代梧州府先后在1州6县设驿站,设置时间集中在洪武年间,此后梧州府的驿站数量不断减少,至崇祯三年仅存5所驿站。同时,明代梧州府驿站的裁撤与驿站类型,根据统治需求与交通状况及时进行了调整,体现了明朝驿传制度在广西梧州府地方运行的实际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