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精粹

黄爱平:《清代浙东史学的文献特色与传承意识》(《中国文化》2020年第2期)清代浙东史学是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地域流派。本文致力于发掘支撑其传承发展的内在动力和精神理念,认为深厚的文献基础和自觉的传承意识,是清代浙东史学得以赓续发展的极为重要的因素。从清初开啓新局的黄宗羲,继武其后的万斯同,承上启下的邵廷采和全祖望,至乾隆时期发扬光大的邵晋涵和为之总结扬厉的章学诚,都极为重视读书,重视文献史料的搜求、整理和鉴别,重视史事、人物、典制的记述,重视史学精神的坚守和史学要义的阐发。     

浅议唐五代时期城市房产交易活动

庄宅房舍是人必须的基本生活设施。唐五代时期,伴随着城市的发展和繁荣,城市中房产交易渐趋活跃。从交易形式看,当时的房产交易包括租赁、绝卖、典贴、博换等多形式,从交易主体看又可以分为官民交易和民间交易。当时城市房产买卖、典贴及其相关法令政策等问题均呈现出特有的时代特点。     

《三国典略》考

《三国典略》,唐初时人丘悦著,现已亡佚。本文广泛查考有关唐代的各种历史文献,对此书作者的生平、撰写的历史背景、流传情况等作出比较详细的考证;并以书目记载为基础,通过全面分析佚文的内容,对此书的体例、特点、史料来源、史料价值等作一综合研究。     

清代圣训与敕修皇帝的思想观念——基于《政治典训》与《清圣祖圣训》的考察

一般认为,圣训体现的是颁发谕旨的皇帝的思想与观念。康熙敕修按圣训体例选编自己谕旨的《政治典训》和雍正主持编纂的《清圣祖圣训》的差异,为考察圣训体现的是颁发谕旨皇帝还是敕修皇帝的思想观念提供了很好的范本。康熙在位时《政治典训》已形成了完善的稿本,没有颁行。雍正即位后敕令继续编纂,但最终没有颁布该书,而是依照惯例,另起炉灶,敕修《清圣祖圣训》。《政治典训》与《清圣祖圣训》均选录康熙谕旨,体例相近、类目多有相似之处,皆以宣扬康熙圣治、训谕臣民、垂范后世为目的。其差异主要是在内容上,《清圣祖圣训》收录的是雍正皇帝认同的康熙皇帝谕旨,删去了《政治典训》中与其治国理念相冲突和对自己不利的内容,能适应雍正治国的需要。不仅是《清圣祖圣训》,清代的圣训都融入了敕修皇帝的思想观念。     

从《魏书·自序》看北齐皇室图书管理的有关情况

<正>《魏书》的作者魏收在自序中,详细叙述自己编撰该书的经历,其中提到许多与北魏、北齐图书管理有关的机构和官职。这就为我们研究北魏、特别是北齐的国家图书管理制度以及图书管理机构提供了直接且有依据的史料文献证据。本文就此问题进行一些探讨。一、与北齐皇室图书典册管理相关的机构1.秘书监。原本是朝廷设置的用以管理图书的专门机构。该机构最早在东汉延熹二年(159年)设置,其主要职能是负责管理皇室的图书典籍。曹魏时期也曾设立这一机构,职能     

壮族习惯法初探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理论,法律的形成经历了由习惯变为习惯法再发展成为成法的长期过程。最初的法律规范大都是由习惯演变而来的,统治在对习惯进行了一定的选择之后,将习惯上升为普遍遵守的规范,并赋予国家强制力,这时的习惯就具有了法律性质,统称为习惯法,因此,习惯法可以看作是法律的最初级形式。在社会生活进一步变化,习惯法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时,国家便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制定新的规则,这些由国家有意识地制定出的以国家强制力保证施行的普遍性规则就是今天的成法律。     

从《为王宽与妇义安主书》看伏知道的骈文风格

伏知道是南朝陈时人,其《为王宽与妇义安主书》几乎全用隔句对,句型模式以四四式为主,用典尤其多,同时也具有轻倩和重气势的特点。     

一个家庭的印经史——巴尔巴班典和他的子女

作为雪康家的后代,我姑姑颇有学问,家中有很多藏书。八十年代初,在我离开山南去拉萨读书的时候,她特地清查了家中的藏书,发现丢失了不少珍贵的书目。她开列了详细的书单,嘱托我到了拉萨后,一定要去八廓街找一个叫巴尔巴班典的人。她说巴尔巴班典那里一定会有。     

论明清典当业兴盛之原因

我国古代的典当业发展到明清时期达到空前兴盛阶段,究其原因,明清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以及政府的"利典"政策等为明清典当业兴盛提供了良好社会环境,而典当业自身的行业特点则成为明清典当业兴盛的内在动因。     

清朝太监典制述论

明朝的太监权利过大加速了明朝的灭亡.清朝入住中原后,吸取明朝教训,从顺治帝、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到嘉庆、道光帝几乎各个皇帝当政时都对宫中太监严格管理,并制定了详尽的太监管理制度.清末,安德海和李莲英虽然深得慈禧太后的宠爱但是也没能过多干涉朝政.总的来说,清朝与其他朝代相比,太监较少有为非作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