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代“先请”制

随着"刑不上大夫"原则的复归,汉时贵族官吏减免刑罚的先请制产生并不断完善,由最初的荣宠之举发展为官吏的普遍特权,不满六百石之墨绶长、相也被包括在内。违反先请,不经皇帝裁决擅自处理,要受到惩处。汉时先请,就对象和程序而言,与后世八议关系密切。     

秦汉帝国“新地”与徙、戍的推行——兼论秦汉时期的内外观念与内外政策特征

秦汉帝国是伴随"新地"的推展和边界的扩张而确立的。政府在派遣"新地吏"同时,往往推行徙民实边、行役戍边政策。在后来的发展中,实边较戍边更为边策所重。其原因既涉及财政、舆论,也有对防御效能的考虑。两汉时期,内地与边郡之间的差别有所扩大,影响到朝廷内外政策的差异。边郡军事负担甚巨,而且因军队屯驻造成经济残破与社会动荡。边郡维持运转,常需邻郡供给、中央调控、募民输粟及军士屯田。"文景之治"、"光武中兴"中轻徭薄赋的惠政,与边政状况直接相关。     

魏晋南北朝"吏户"问题再献疑——"吏"与"军吏"辨析

"吏户"论所指的"吏"是行政系统的"吏",但是在具体论证时,却常常以军事系统的"军吏"——如"将吏"、"吏士"、"吏兵"、"武射吏"、"武吏"、"文武吏"等有关资料作为证据,这不仅将行政系统之"吏"与军事系统之"吏"乃至士兵混为一谈,而且根据这种资料所作出的论断就很难说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朱其懿治吏恤民在沅州

1888年12月,朱其懿任湖南沅州知府,他认为:"知府为表率之官,首严察吏;郡属当边陲之地,尤重安民"。在沅州知府任上的所作所为,他紧紧抓住"严察吏"这个根本,实现"重安民"的目标。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务实作风,恩威并济以治吏,教养兼施以安民,以身作则不搞排场,从严治吏奖惩分明,多措并举醇化民风,力图一方吏治的清明高效和百姓的安居乐业,为一方社会的全面发展尽力创造适合的人文环境。     

回到原乡

用作者的话说,在哥伦比亚的旅途是一段“以勇气开始,以满足告终”的旅程。拜访神秘人驻扎过的圣阿古斯丁和俯瞰消沉破败的贫民窟,都会同样引发旅者的惊叹和思考。善与恶、魔幻与现实,你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个国家给予过你这样强烈的碰撞与冲击。这个国家实在是不适用于我们对它的任何设定与想象的框架。     

成舍我一生的追求

正与张宗昌的交锋成舍我,生于江苏,长于安徽,是民国有名的报人。他有正义感,刚正不屈,自强不息,即便遇到军阀、巨奸,也毫不放弃对"新闻自由"的追求,因此在办报过程中遭遇了很多风险,创造了很多了不起的传奇。他与军阀张宗昌的交锋就是一个典型事例。成舍我在1924年、1925年先后创办《世界晚报》、《世界日报》、《世界画报》,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一人办三报的报人。此时,张宗昌正在四处攻伐,既是一位无恶     

魏晋南北朝"吏户"问题三献疑

在论证魏晋南北朝时期“吏户”问题时,论者提出了一系列相关说法,例如一经为吏,便“世代为吏”,因而“吏户”具有“世袭性”;“吏户”必须解除“吏名”或“吏籍”才能获得解脱而上升成为“民户”（平民）;“吏”经常遭受长官的鞭打、虐待,表明“吏”的身份十分卑贱;“吏户”的数量非常多,如东晋时仅“司徒吏”就有二十余万等等。这些说法并不符合客观历史实际,有的是曲解史料。由此可见用“吏户”论的观点是难以解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相关文献记载的,它几乎与这个时期的相关史料相互矛盾,无法自圆其说。原因就在于“吏户”论并非客观存在的历史实际的真实反映。     

论老舍的幻寓小说《猫城记》

作为一部独特的幻寓小说,《猫城记》里营构了一个恶托邦的形象。通过空间的位移、伦理上的批判和叙事上的戏拟,老舍表明了在现代性与民族性冲突中,他的文化焦虑和自己所采取的教育与立人的办法,表明了他作为一个文化民族主义者的主张。     

"流氓的补偿":新政改革与中央低层行政人员地位的转变

人员问题是清末新政改革所面临的两大问题之一.新的中央体制运行所依赖的大部分官僚没有跟上新的培训、被称为"流氓"的"书吏"们滥用权力以寻租补偿且人浮于事.1910年发生在民政部低层人员之间的交恶以及民政部在全国范围的内部考试这两个事件说明了官职竞争及层级提升的异常激烈,谋求权位的仕途吸引力并未随实施新政而发生变化.     

善恶之悖——别尔嘉耶夫论善恶的同一性与斗争性

善与恶既具有同一性,又具有斗争性。善恶的同一性体现在善恶的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转化以及恶对善的促进等几个方面;善恶的斗争性则主要体现在善善冲突、恶恶冲突以及善恶冲突中。尤其在善恶斗争性中,别尔嘉耶夫论证了善恶冲突的悲剧性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