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经济学方法与历史实证主义——答倪玉平先生

在拙著《民生与家计:清初至民国时期江南居民的消费》①一书的后记中,笔者曾坦承,这本书肯定仍存在很多问题,我全不敢奢望它的出版真能‘填补空白’或者‘解决’这个疑难课题,倒是在内心准备它成为进一步研究的批评标靶(第419页),这是笔者的真实想法。一项学术成果的问世,自然希望能为相关研究的整体进步作出贡献,并引起学术界对相关课题研究关注度的提升,无     

改革开放30年 喜看农民新变化——记多林镇农民生活之巨变

农民,这个特殊的称谓,从它的诞生之日起就注定与土地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历史的年轮驶入改革开放的今天,农民的政治地位和生活状况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和提高。现今的农民,走平坦路,喝自来水,上卫生厕,住整洁房,读免费书,报医药费……改革开放30年来,多林镇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从126元增加到4272.8余元,生活条件和生活质量有了大幅改善和提高。农民的回忆和统计数字见证了他们衣、食、住、行、用等方面的巨变。     

续志如何写好人民生活

当前续志在反映人民生活方面是个薄弱环节。为改变这一现状,作认为首先要充分认识到写好人民生活的重要性;其次要全面反映人民生活;最后要写出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生活差异。     

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的国内背景研究——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的解读

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是在一个特定历史背景下,对文化建设提出的一个新的要求。我国文化建设如火如荼,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存在一些问题,如庞大的国内文化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加入WTO之后我国的文化体制机制不适应等等。这都促使我们不得不加快推进体制机制的创新。     

旅游恩格尔系数的概念辨析和理论探讨——兼与孙根年、刘思敏等先生商榷

随着我国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旅游需求的持续升温,一些专家学者借鉴恩格尔系数,提出了"旅游恩格尔系数"的新概念,并尝试以此来讨论和测度收入增加对于旅游需求的正相关关系。但这一"旅游恩格尔系数"的定义及其内涵有悖于恩格尔系数的理论初衷,与恩格尔系数缺乏必要的逻辑自洽。文章从恩格尔系数的本源出发,应用旅游经济学理论来重新定义旅游恩格尔系数,即游客在旅游过程中(非惯常环境下),用于食、住、行等必需品消费占整个旅游消费的比例。一方面对恩格尔定律及旅游恩格尔系数适用的条件进行了探讨,另一方面对前面所述的错误观点进行了商榷。最后利用这一系数对于2004-2013年我国入境游客在华消费结构进行了统计分析,初步研究了这一系数在测度客源市场成熟度和旅游目的地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方面的应用前景。     

1956-1978年北京居民家庭的食品消费生活

1956-1978年这一时期,北京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虽有起伏,但没有明显的下降趋势.这时城镇居民家庭的主食以细粮为主,附以相当的粗粮;副食除夏季外以大白菜为主,偶尔享用其他副食品.这时乡村居民家庭的主食以粗粮为主,附以部分细粮;副食品以老咸菜为主,有时也有白菜等.总体来看,这个时期北京居民家庭处在一种勉强温饱的状态之下.北京居民的食品消费大体反映了这个时期中国人的生活状况,正是由此导致的人们普遍要求改变这种状况的愿望,成为后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社会根源.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史?——评《民生与家计:清初至民国时期江南居民的消费》

关于经济史是属于历史学还是经济学的争论,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至今尚无定论——这当然不是一个无关宏旨的问题。不过,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从经济学出身的学者,投身到经济史的研究活动中来,并发表了不少与从历史学出身的学者所写完全不同套路的著作。对繁荣经济史研究而言,这是一个好现象。     

志书要记述两个“系数”

志书记述居民生活,有两个“系数”能够反映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贫富差距,应该记载。一个是“基尼系数”,一个是“恩格尔系数”。基尼系数是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提出的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平等程度的一项指标,可以比较客观地反映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基尼系数是一个从0到1之间的数值。基尼数值是1的时候,表示最大的贫富差距;而基尼系数是0的时候,表示全体国民每一个人的财产都是均等的。这两种极端情况都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反映贫富差距的是一个大于0而小于1的数值。     

近代中国农村收入分配与消费差异研究

本文首先计算了近代中国农村收入的宏观基尼系数;之后通过作为农村最高收入阶层的城居地主和最低收入阶层的雇农,具体分析近代中国农村收入分配差距及其变动趋势;最后通过恩格尔系数比较了近代农家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水平差异,以印证对农村收入差距状况的估计。三种方法的结论均表明,近代中国农村各阶层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并没有高到悬殊的程度,也没有出现恶化的趋势,农村不同收入阶层间的恩格尔系数差距也不很大。     

收入增长与结构性贫困：近代冀中定县农家生活的量化分析

20世纪上半期冀中定县的农家生活状况，为近代中国农民生活水平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例证。在此时期，农家收入有所增加，但因占有或耕种土地面积的不同，又有一定的阶层之别，只是这种差别不是特别悬殊而已。农家收支水平也有些微改善，但入不敷出的农户仍占一定比例，显示了总体平衡和部分不平衡的实态。农家生活如以恩格尔系数衡量，几都属于绝对贫困型。但与恩格尔定律有别的是，收入较少、处于饥饿状态下的农民，其恩格尔系数并不必然高于收入较高的家庭，食品比例的增加反而意味着生活的改善。由此，恩格尔定律应做一定程度的调整。当时的人均摄入热量和蛋白质，以现代营养学标准衡量，虽有一些差距，但不是很低。当然，更要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即：食品消费结构的严重失衡，如食粮占绝对优势，且以杂粮为主，肉蛋、调味品极为少见，这显属低级生存性消费。农民的穿着也非常糟糕，居住以土房居多，卫生条件极其低劣。诸如此类，恐怕是农民营养指标尚可但寿命仍然很低的原因。总之，所谓农民生活水平明显改善或不断恶化的观点皆值得进一步推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