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前震动学界的一出双簧戏

1918年3月15日,《新青年》杂志六大主编中的钱玄同和刘半农,共同导演了一出双簧戏：钱玄同假“王敬轩”之名,在《新青年》第四卷第3号上“通信”专栏发表了给《新青年》编者的一封信,对主张新文化的人进行攻击;而刘半农则以《新青年》记者名义,在《新青年》同期的编辑回信部分刊发了长达万余言的《复王敬轩书》,对王敬轩所提出的观点逐一加以驳斥。钱刘二人导演的这出双簧戏,引发了新旧两派的激烈论战,震动了五四运动前中国的思想界和文学界。     

五四前后外国名哲来华讲学与中国思想界的变动

1919--1924年,杜威等五位外国名哲来华讲学,实为欧战后西学东渐的文化壮举。讲学在助益思想深化的同时,也促进了中国思想界的分化与演进：其一,对其时中国反省现代性思潮的兴起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并为梁启超等所谓“东方文化派”理论观点的形成与文化诉求提供了立论的依据,进而为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和中国思想界思维空间的展拓,增加了内在的张力。其二,五四后新文化运动最终归趋“以俄为师”的社会主义,其在思想层面上的展开过程,也明显地打上了名哲尤其是杜威与罗素讲学的印记。至于泰戈尔讲学受到了中共的抵制,杜威与罗素受中国思想界的影响,于自己的观点与学说有所修正,则反映了名哲讲学与中国思想界间的互动。     

评中评

1"百年宪政"的认识误区近年来,从媒体到学界,"百年宪政"的话题经久不衰,歧义纷呈,见仁见智在所难免。一、"百年宪政"之说并不确切史学界对晚清大臣考察宪政与《钦定宪法大纲》讨论较少,法学界与思想界却谈得很多。严格地说,"百年宪政"或"宪政百年"的提法过于简约,清末年间不过是"预备立宪",并非"立宪",与其称"宪政改革",还不如叫"专制改革"更准确。另有部分法学研究者将"宪政百年"的时间上溯到1901年,梁启超的名文《立宪法议》就在这一年问世于东瀛,迅即传入国内。     

浅谈梁启超的诗歌风格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为数不多大学问家之一。对于他在政界、思想界、学术界的地位,大体是不会有很多人质疑的;对于他在推动近代散文文体解放方面的杰出贡献,在新体散文方面的卓越成就,一般大约也会众口一词,郑振铎先生就认为梁氏“可为中国新闻文学之祖”(《文学大纲》)。至于说到他的诗词,     

老顽童甘阳

甘阳无疑是国内新左派的一面旗帜,尽管他本人并不喜欢“新左”这个名称。1991年,他在《读书》杂志上发表的《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被看成是中国新左派的代表作。1999年,甘阳从美国到香港大学任教后,撰文演讲经常引发国内思想界的新话题。     

八十年代,一场未完成的启蒙

在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的大合唱中,黎澍先生是为数不多的领唱者之一,甚至可以说,其中最高亢的"高音C"部分,是由黎澍来担纲的。在那个多有禁忌的年代,他那些离经叛道、惊世骇俗的思想,有如地心涌出的岩浆,火红而又滚     

"新史学"之"新"义——梁启超"人群进化之因果"论中的儒、佛思想因素

梁启超的<新史学>介绍了实证主义史学思想,是中国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转型的宣言书.梁启超的"新史学"与实证主义史学貌合神异,内涵一套将儒家哲理、大乘佛学和现代进化论融合起来的历史观、世界观与人生观.而他后来怀疑进化论、否定历史因果律的思想转变,不能完全归因于新康德主义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他自觉认识并澄清自己的"新史学"与实证主义史学的思想界限.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会通中西、杂糅古今,是一套独特的历史观念与历史诠释方式."新史学"的"新"义,不但在于移植西方科学史学于中土,同时也是对传统历史观念与史学思想的推陈出新.     

建党前夜,先驱们的抉择

1920年夏,维经斯基到中国后仅三四个月就发现:“中国现在关于新思想的潮流,虽然澎湃,但是第一太复杂,有无政府主义,有工团主义,有社会民主主义,有基尔特社会主义,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使思想界成为混乱局势。第二没有组织,做文章、说空话的人多,实际行动,一点都没有。这样绝不能推动中国革命。”     

1920年代：思想界的分裂与中国社会的重组——对《新青年》同人“后五四时期”思想分化的追踪

“后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的走向,与《新青年》群体的分化息息相关。分化后的《新青年》群体,其同人各自搭建起新的发言台,汇聚成不同的政治力量。只是,此时对思想派别的识别仍保持着鲜明的“化色彩”,“思想界的联合战线”之议,即表明思想界仍维持“我们”与“他们”的区分。随着中国社会进行重新组织,“思想界”也被重新定位。思想界的“分裂”在1920年代后期愈发突出,实际与中国社会的重组同步。追踪《新青年》同人思想的分化,对“后五四时期”(主要是20年代)中国思想及中国社会的走向,或许也有新的认识。     

战后张君劢的社会主义新思考

战后张君劢的民主观念具有"人权保障"、"社会主义"和"民主方法"的三重丰富内涵;晚年张君劢则摆脱了计划经济思想的笼罩,并进一步确认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和多元主义的哲学基础.总体而言,回到康德对于人的基本价值的确认,成为张君劢战后以至晚年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出发点,他的新思考亦与二战后期以降欧美思想界的潮流变动及所谓"社会主义之方向转变"密切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