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朝或居乡:元末明初师儒汪叡的出处选择

元明易代之际儒者的出处选择,不仅取决于个体的心性特质,更是当事人的身份背景和行事经历的反映.晚明史籍常将婺源汪叡视为明代开国时期重要的循良师儒,但却忽略了他对于洪武朝廷所秉持的疏离态度.元末动乱使汪叡有机会从默默无闻的乡儒崛起为绥靖地方的精英,但这一经历在明初却同样给他带来了无法避免的政治困境,以至于汪叡虽然曾短暂入仕,却始终难以充分建立对新朝的政治认同.     

走进博物馆的徽州“小户型”

年久失修、但却充满生活情趣和艺术气息的安徽歙县清代徽派民居冯仁镜宅,因其体量精巧、结构典型、规范,被异地搬迁入展近年新落成的安徽博物院,成为其徽州古建筑展厅的重要展品,得到妥善的保护修缮,千年古村"花厅"所拥有的清中晚期典型徽派雕刻技艺也有机缘得到更多中外观众欣赏。     

元代徽州路的军功家族

文章利用《汪氏渊源录》和《回岭汪氏宗谱》以及相关元代文集为主要参考资料,研究了元代徽州路的军功家族群体,尤其是其中的典型个案———婺源回岭汪氏。作者认为婺源回岭汪元龙、汪元圭兄弟在宋元易代之际,因为归附蒙元及“保障乡里”之功走上致身荣显的仕宦之路,他们不仅自身建立了可观的权势,而且有效地将之世代传承,以与元朝统治相始终,最终使婺源回岭汪氏家族成为“朱紫满庭”的“新安巨室”。在元代的徽州,类似的军功家族分布广泛,人数众多,深具影响。他们的出现,与元代统治者重视“根脚”的政治铨选原则紧密相关,与那些在蒙元征服战争中出现的“汉军世家”具有相似的来源和特点。     

不伦之伦:越继与降继——从族谱资料看明清徽州宗族承继的变体

宗祧承继是宗族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学界对明清宗族继承问题研究已久,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于越继和降继,则甚少涉及。先贤们对徽州宗族社会有诸多理想性的描述,然而这些描述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表象,现实的徽州社会要复杂得多,越继和降继就是其表现之一。探讨这两种承继方式,对于更好地解读宗祧承继和剖析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社会的发展脉络,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明代京师富户之役考论——以徽州文献为中心

洪武、永乐年间曾经两次大规模迁徙富户到京师,这是明初统治者为巩固自身统治而采取的重要措施。依据新发现的徽州文献,结合其他文献资料,对此可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明初的京师富户之役是为修建新都而针对特定富民群体设定的一种极为严苛的徭役,被强迁的富户为此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明中期以后,京城的大规模建设业已完成,统治者的治国方略和政策措施也做了一定的调整,对京师富户役进行了多次宽免。在明代中期的役法改革中,京师富户役逐渐演变为一种在原籍地摊派征收的银差,明初强迁至京师的富户之役则逐步消亡。     

朱熹《家礼》与明清徽州宗族以礼治族的实践

明清时期,在徽州社会中形成了对朱熹及其《家礼》极端崇拜的社会风气。徽州宗族多依据《家礼》进行本族内部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建设,同时还十分重视对礼仪的执行与监督,旨在以此实现以礼治族、维持宗族社会秩序的目的。     

题材多样的小腰板——再论徽州木雕

徽州民居,白墙黛瓦,相互映衬,而作为房屋建筑中的门窗,其雕刻题材广泛,内容多样,它们汇聚在整体建筑构图中,显得分外协调,又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木雕题材体现在门窗的条环板上,俗称"小腰板",即便小户人家也有四门八窗十几扇、二十几扇、有的三进大户多达一百多扇门窗。每扇小腰板上都有一个故事。有歌颂国泰民安的太平有象、三羊开     

徽州宗族历史的建构与冲突——以黄墩叙事为中心

徽州宗族迁徙史上普遍存在"始迁黄墩"的记载,而"篁墩"之称则始于程敏政.此类记载更多的是传说,而非史实,其实质是徽州宗族为建构自身历史而作出的叙事.围绕这一叙事,引发了诸多矛盾和冲突,各宗族为消解冲突而不懈努力.对黄墩叙事的研究,具备方法论与历史观的双重价值,可以成为打开徽州宗族世界大门的一把钥匙.     

“美食之都”背景下徽州饮食文化特色与美食旅游开发研究

徽州饮食文化,带有浓厚的徽文化基因,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是安徽省黄山市打造“美食之都”的核心资源。本文以徽州饮食文化为研究对象,分析徽州饮食类非遗的保护和发展现状,探索徽州美食旅游的发展途径。徽州美食旅游的开发可以策划风格各异的非遗美食旅游线路,开展多样化的徽州美食旅游营销,不断加大徽州饮食文化的宣传力度,重点推进徽州饮食文化中标志性资源的品牌化发展。     

明清徽州人地矛盾问题再研究

要对明清徽州人地矛盾有深入认识,必须把它和安徽与全国做比较分析。首先,明清徽州人地矛盾不断加剧主要表现在人口总量、人口增长率和人口密度上。明代徽州人口不断增加,与全国和后来隶属安徽的其他府州相比,到中后期人口压力已相当大;到清中前期,徽州人口压力持续加大,人口总量、人口增长率和人口密度急剧增加,到太平天国战争后这种状况才得以改变。其次,明清徽州人地矛盾还突出表现在人均占有田地少、能生产粮食的田地少和田硗地瘠。上述诸多因素叠加作用,使明清徽州人地矛盾不断加剧,成为迫使徽人大量经商的基本原因。不过,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县域它所产生的作用不同,对此应作历史的和具体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