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西北高原地区藏族传统石砌民居环境适应性研究

民居对环境的适应性不仅表现在对地质、地形、气候等自然环境的适应,还表现在对民族环境、历史环境及社会环境的适应上。川西北高原地区藏族传统石砌民居对环境的适应性主要表现有：民居选址常为距水源较近、耕作半径小、地势趋缓且能避风向阳的地块;布局多为三或四层,各层功能相异;建筑大都就地取材,选择承重性、保温性和耐久性等较好的石材作为主要建筑材料,同时以粘性较强的黄土作为石材间的粘合剂;力求整体性、稳定性的结构体系与墙身形态体现出对抗震与安全的需求;石墙的砌筑、门窗的设置既是出于防寒的考虑,也发挥防御的功能;功能分区、形式和装饰方面则突出其鲜明的藏民族文化特色。     

玉林清代民居的保护与再利用策略初探--以庞村古建筑群146号(将军第)为例

一庞村古建筑群建成背景庞村古建筑群位于广西玉林市兴业城东,是“蓝靛大王”梁标文(字纯庵,号玉英,1741~1801)及其儿孙相继营造的家族传统村落。村落整体布局整齐紧凑,朝向一-致,向南偏东,相邻建筑间或有狭巷,或共墙而筑。最早建设的是乾隆四十一年建成的161号(两进三开间),而后是159号、160号(三进五开间),随着他的子女分家,陆续建了各房私宅,逐渐发展至村落规模。     

云南纳西族民居研究浅析

纳西文化与中华文化有着血脉相承的特点,丽江古城的建筑,大多是普通纳西族百姓的家园,是纳西族文化的承载物,他承载着纳西族人民的生活习性,宗教文化,纳西族民居是承载纳西族灵魂不可或缺的重要载体。     

在朝或居乡:元末明初师儒汪叡的出处选择

元明易代之际儒者的出处选择,不仅取决于个体的心性特质,更是当事人的身份背景和行事经历的反映.晚明史籍常将婺源汪叡视为明代开国时期重要的循良师儒,但却忽略了他对于洪武朝廷所秉持的疏离态度.元末动乱使汪叡有机会从默默无闻的乡儒崛起为绥靖地方的精英,但这一经历在明初却同样给他带来了无法避免的政治困境,以至于汪叡虽然曾短暂入仕,却始终难以充分建立对新朝的政治认同.     

走进博物馆的徽州“小户型”

年久失修、但却充满生活情趣和艺术气息的安徽歙县清代徽派民居冯仁镜宅,因其体量精巧、结构典型、规范,被异地搬迁入展近年新落成的安徽博物院,成为其徽州古建筑展厅的重要展品,得到妥善的保护修缮,千年古村"花厅"所拥有的清中晚期典型徽派雕刻技艺也有机缘得到更多中外观众欣赏。     

元代徽州路的军功家族

文章利用《汪氏渊源录》和《回岭汪氏宗谱》以及相关元代文集为主要参考资料,研究了元代徽州路的军功家族群体,尤其是其中的典型个案———婺源回岭汪氏。作者认为婺源回岭汪元龙、汪元圭兄弟在宋元易代之际,因为归附蒙元及“保障乡里”之功走上致身荣显的仕宦之路,他们不仅自身建立了可观的权势,而且有效地将之世代传承,以与元朝统治相始终,最终使婺源回岭汪氏家族成为“朱紫满庭”的“新安巨室”。在元代的徽州,类似的军功家族分布广泛,人数众多,深具影响。他们的出现,与元代统治者重视“根脚”的政治铨选原则紧密相关,与那些在蒙元征服战争中出现的“汉军世家”具有相似的来源和特点。     

不伦之伦:越继与降继——从族谱资料看明清徽州宗族承继的变体

宗祧承继是宗族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学界对明清宗族继承问题研究已久,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于越继和降继,则甚少涉及。先贤们对徽州宗族社会有诸多理想性的描述,然而这些描述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表象,现实的徽州社会要复杂得多,越继和降继就是其表现之一。探讨这两种承继方式,对于更好地解读宗祧承继和剖析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社会的发展脉络,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明代京师富户之役考论——以徽州文献为中心

洪武、永乐年间曾经两次大规模迁徙富户到京师,这是明初统治者为巩固自身统治而采取的重要措施。依据新发现的徽州文献,结合其他文献资料,对此可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明初的京师富户之役是为修建新都而针对特定富民群体设定的一种极为严苛的徭役,被强迁的富户为此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明中期以后,京城的大规模建设业已完成,统治者的治国方略和政策措施也做了一定的调整,对京师富户役进行了多次宽免。在明代中期的役法改革中,京师富户役逐渐演变为一种在原籍地摊派征收的银差,明初强迁至京师的富户之役则逐步消亡。     

朱熹《家礼》与明清徽州宗族以礼治族的实践

明清时期,在徽州社会中形成了对朱熹及其《家礼》极端崇拜的社会风气。徽州宗族多依据《家礼》进行本族内部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建设,同时还十分重视对礼仪的执行与监督,旨在以此实现以礼治族、维持宗族社会秩序的目的。     

黄土塬上的温情地窨

地窨是中华古民居中地下民居的一种。它也是四合院民居、窑洞民居。是穴居时代民居形式的发展和延续。是传统民居中最原始、最传统的一种。地域性很强,分布在甘肃、河南、山西、陕西等黄土高原地区。[编者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