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朝或居乡:元末明初师儒汪叡的出处选择

元明易代之际儒者的出处选择,不仅取决于个体的心性特质,更是当事人的身份背景和行事经历的反映.晚明史籍常将婺源汪叡视为明代开国时期重要的循良师儒,但却忽略了他对于洪武朝廷所秉持的疏离态度.元末动乱使汪叡有机会从默默无闻的乡儒崛起为绥靖地方的精英,但这一经历在明初却同样给他带来了无法避免的政治困境,以至于汪叡虽然曾短暂入仕,却始终难以充分建立对新朝的政治认同.     

1938年的天津特别市——以相关档案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民国时期,天津各个地区的行政隶属关系复杂多变。1928年首设天津特别市,属国民政府直接管辖。档案资料中记录了日占时期的天津特别市行政组织条例,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力图从各个方面控制天津城市的野心。     

走进博物馆的徽州“小户型”

年久失修、但却充满生活情趣和艺术气息的安徽歙县清代徽派民居冯仁镜宅,因其体量精巧、结构典型、规范,被异地搬迁入展近年新落成的安徽博物院,成为其徽州古建筑展厅的重要展品,得到妥善的保护修缮,千年古村"花厅"所拥有的清中晚期典型徽派雕刻技艺也有机缘得到更多中外观众欣赏。     

河北“大老虎”,两会期间落马

景春华出门讲排场,司机、情妇帮着敛财3月3日,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开幕5个小时后,中纪委发布消息称,河北省委常委、秘书长景春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这是继河北省委组织部原部长梁滨后,该省落马的第二名省部级官员,也是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落马的首位省部级官员。共青团系统十余年历练3月6日,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来到河北     

元代徽州路的军功家族

文章利用《汪氏渊源录》和《回岭汪氏宗谱》以及相关元代文集为主要参考资料,研究了元代徽州路的军功家族群体,尤其是其中的典型个案———婺源回岭汪氏。作者认为婺源回岭汪元龙、汪元圭兄弟在宋元易代之际,因为归附蒙元及“保障乡里”之功走上致身荣显的仕宦之路,他们不仅自身建立了可观的权势,而且有效地将之世代传承,以与元朝统治相始终,最终使婺源回岭汪氏家族成为“朱紫满庭”的“新安巨室”。在元代的徽州,类似的军功家族分布广泛,人数众多,深具影响。他们的出现,与元代统治者重视“根脚”的政治铨选原则紧密相关,与那些在蒙元征服战争中出现的“汉军世家”具有相似的来源和特点。     

不伦之伦:越继与降继——从族谱资料看明清徽州宗族承继的变体

宗祧承继是宗族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学界对明清宗族继承问题研究已久,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于越继和降继,则甚少涉及。先贤们对徽州宗族社会有诸多理想性的描述,然而这些描述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表象,现实的徽州社会要复杂得多,越继和降继就是其表现之一。探讨这两种承继方式,对于更好地解读宗祧承继和剖析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社会的发展脉络,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明代京师富户之役考论——以徽州文献为中心

洪武、永乐年间曾经两次大规模迁徙富户到京师,这是明初统治者为巩固自身统治而采取的重要措施。依据新发现的徽州文献,结合其他文献资料,对此可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明初的京师富户之役是为修建新都而针对特定富民群体设定的一种极为严苛的徭役,被强迁的富户为此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明中期以后,京城的大规模建设业已完成,统治者的治国方略和政策措施也做了一定的调整,对京师富户役进行了多次宽免。在明代中期的役法改革中,京师富户役逐渐演变为一种在原籍地摊派征收的银差,明初强迁至京师的富户之役则逐步消亡。     

朱熹《家礼》与明清徽州宗族以礼治族的实践

明清时期,在徽州社会中形成了对朱熹及其《家礼》极端崇拜的社会风气。徽州宗族多依据《家礼》进行本族内部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建设,同时还十分重视对礼仪的执行与监督,旨在以此实现以礼治族、维持宗族社会秩序的目的。     

近代右江流域城镇圩市发展与民族经济融合

新的世纪,广西正在加强西部民族地区的市场经济建设,以此来加大对民族地区经济的开发力度,推进民族经济融合。本文从历史学的角度,重新审视近代以来右江流域城镇圩市发展状况、成因及其对民族经济融合的影响。这将有助于我们了解近世以来,该区域各民族社会经济变迁的历史基质及其动力,深化我们对当前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开发建设的决策思考。     

我所了解的牛得草

1982年春,牛得草率鹤壁市豫剧团前往牡丹盛开的山东省菏泽市演出。当时,我在鹤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任文教秘书,随同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宋华亭、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奉提等领导同志,去菏泽看望剧团的演员,因而有机会与牛得草相识。1984年,我被任命为市文化局副局长,分管文艺工作,对牛得草有了更多的了解。[第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