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城子上百花开——乾隆御制花卉诗紫毫笔赏析

毛笔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书写工具。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制作技艺的提高,毛笔已从最初单纯的书写工具逐渐演变为集实用和收藏为一体的艺术品。故宫博物院藏乾隆御制花卉诗紫毫笔就体现了当时毛笔制作的超高水平。通过对毛笔上所留信息的分析,加上对相关史料的挖掘,不仅能看到这件藏品的艺术价值,更能透物见人,还原历史一二。     

康熙《御制耕织图》的社会心理学解读

作为清代最重要且最具代表性的耕织图,康熙《御制耕织图》选择了以江南地区为蓝本来呈现汉族农村的水稻种植与蚕桑丝织过程。之所以如此,与清初的社会心理密不可分。这些要素的选择,既衔接了民众已有的社会心理结构,又契合了统治者的施政要求,具有厚重的心理学涵义,即确立清廷统治的政治合法性,维护社会稳定,革新社会秩序,表征统治者理想的农村模式。因此,康熙《御制耕织图》具有突出的社会治理属性,对理解历代耕织图的功能意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论宋元方志中的“乡里”类目

宋元方志中的“乡里”类目源于更早时代的图经,而其中的地名解释、乡里风物等内容则是承袭了地记的传统。唐代图经记载“乡里”尚不普遍,且内容限于乡数,可能还有乡名。北宋方志记载“乡里”的情况已较普遍,其中祥符《州县图经》“统一体例”的编纂原则确立了“乡里”类目在方志中的地位,不过此时尚未以专门的类目统御之。南宋时,方志中的“乡里”部分进一步发展,表现在记录“乡里”方志的数量大增,“乡里”部分大多有了专门的类目,“乡里”内容大大丰富。“乡里”类目的存在,除了资政以及满足官员基层治理的需求外,还具有教化功能。宋元方志中“乡里”类目的所属关系及编排方式之所以表现出层级差异大、统辖关系模糊等杂乱无章的特点,原因可归结为：方志资料的多元来源、方志编纂的时空差异性、编修者的变化、宋代基层管理体系的“在地化”特色和宋代基层管理体系与方志书写之间存在落差等因素。     

丝绸之路上的贤劫信仰与千佛图像——以《贤劫经》的译传为背景

近年来,随着一些犍陀罗语、梵语《贤劫经》残片的发现及学者们的研究,已大致梳理出《贤劫经》发展与译传历程。与文本的译传相对应,与贤劫信仰相关的千佛图像也在丝绸之路沿线佛教遗迹中大量出现。文章以犍陀罗、于阗和河西地区为节点,围绕《贤劫经》的产生与译传对丝绸之路沿线的千佛图像进行梳理与探讨,勾勒出贤劫信仰与千佛图像流传的时间线索与传播路线,并认为千佛图像是在文本译传之基础上,结合不同地域流行的佛教建筑结构与宗教实践,在图像组合与布局上进行的探索与创新。《贤劫经》的译传与千佛图像流行对大乘佛教在丝绸之路的传播具有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     

订阅三十余年，因有“经”可取

《名人传记》的各位编辑： 你们好!我是一名八十三岁的退休干部,与《名人传记》结缘已经三十三年了。     

释荣仲方鼎“■”字

本文通过对"序"和"宫"的时代考察和字形分析,认为《荣仲方鼎》中的"■"不应释为"序",而应释为"宫",是居住之所,非宗庙。"王作荣仲宫"中的"宫"应是王对荣仲的赏赐。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三军军长唐淮源

唐淮源(1886-1941),字佛川,云南省江川县翠峰乡麻栗园村人。抗战期间,任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三军中将军长,率部驻守山西省中条山达3年之久。1941年5月中条山会战中,因陷敌重围,弹尽援绝,誓与阵地共存亡,于樊泉沟尖山之巅,举枪自戕,以身殉国。后被追晋为陆军上将。     

毛晓峰的政商迷局

他被指通过民生银行攀附权贵,疑涉令计划腐败案“在武汉中学6年的学习生活中,学校领导和老师的循循善诱和辛勤培养,让我在德、智、体、美、劳各方面不断进步、全面发展!特别是母校要学生承担起‘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责任,从培养学生健全人格的‘人格教育’入手,既重视各科学习成绩的提升,也重视学生道德品质教育和良好习惯的培养,更是让我受益终身!在此,我谨代表校友向培养教育我们     

信仰?差序?责任：传统宗教信仰与企业家社会责任的关系研究--基于福建民营企业家的调查

探讨传统宗教信仰与企业家社会责任的关系,是宗教本土化研究的有益尝试。传统宗教信仰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祖先崇拜和村庙信仰具有特殊重要性,从祖先崇拜到其它神明信仰是一个义务和情感逐渐减少、功利逐渐增多的现代版“差序格局”。这种差序性的影响在于塑造了一种差序化的社会责任观：一、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时以血缘、地缘为关系本位,对族人亲戚和同乡照顾较多,是地方公益事业的一股重要力量;二、企业家对利益相关者缺乏足够的社会责任,甚至为了一己之利而不惜牺牲他人利益,使得有违产品安全、环境安全、劳资关系和谐的事件时有发生。传统宗教信仰无法产生普世化的社会责任,它无法为全面提升中国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提供根本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