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世宗朝史事考

遼世宗耶律兀欲在位不足五年,本文對世宗其人、繼位始末、天祿間遼漢周關係及其遇弒作了考辨。以往學界論及世宗朝史事,一般只關注兩點:其一,認爲世宗繼位及遇弒都是契丹傳統可汗世選的反映;其二,認爲世宗遇弒的直接原因是諸酋反對南征,因而將世宗、穆宗皇位之更迭視爲契丹由進取中原轉向草原本位的標誌。本文對這兩個成說都有所質疑,指出世宗繼位與世選無關,天祿間的動蕩以至世宗遇弒,在很大程度上是其得國不正的直接後果。而所謂世宗死於南征的說法,是中原士人的附會,不能得到遼朝文獻的支持。     

戊戌變法期間張之洞之子張權，之侄張檢、張彬的京中密信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圖書館藏有"張之洞檔案",共計四百九十二函,二千餘册,還有大量的散頁。其中一部分關於戊戌變法。筆者閲讀後,感受到了戊戌變法的另面。"張之洞檔案"中有一册李景銘收藏的《張文襄公家藏手札·家屬類》,其中有張之洞之子張權,之侄張檢、張彬由京中發來的密信,揭示出戊戌變法中的許多鮮爲人知的核心機密。本文介紹這批密信,並結合"張之洞檔案"中的親筆電報,予以背景的説明。本文是系列"張之洞檔案"閲讀筆記的第一篇。     

晚清洋務争論者的共同意義世界——以甲午前的鐵路之争爲例

甲午前中國人對引進鐡路與否的争論,常被研究者視爲中與西乃至先進與落後的對立。但由於此時西方尚未被樹立爲全面典範,洋務的倡導者和反對者其實能大致分享一個共通的意義世界,這恰是在以往研究中常被忽視的。本文通過考察鐵路資敵、擾民、失業所關係到我主彼客的軍事形勢、道本器末的認知框架、國家應否積極作爲的角色認知三個議題,指出争論者的觀點差别更應被看作在共同的意義世界和思想時空中做出的不同選擇。     

漢武帝“廣關”與河東地區侯國遷徙

西漢元鼎年間的"廣關"政策,是武帝爲拓展關西地域範圍而采取的重要舉措。爲配合"廣關"的實行,漢王朝對拓展地域內的行政構建進行一系列調整。本文通過對西漢河東地區侯國分佈狀況的考察,指出元鼎年間河東地區侯國分佈存在劇烈變動。此變動與"廣關"直接相關。"廣關"政策實行後,河東地區的侯國被集中遷出。而河東不封置侯國的局面一直延續到西漢末年。     

試釋“非駿勿駕,非爵勿轰■”兼論“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北大竹書《周訓》札記之三

本文披露了北京大學藏竹書《周訓》中的一個片段,事涉晉文公入曹後"夷其宗廟",得到一個金匱,其中有書云"非駿勿駕,非爵勿■"。隨後晉文公與咎犯對此語進行了討論。本文對"非駿勿駕,非爵勿■"加以考釋,並將"非爵勿■"與《易·中孚》中的"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相聯繫,進而對"羈縻"理念與早期君臣關係作出了若干推論。     

東漢建都洛陽始末

在羣雄逐鹿之時,光武帝建都洛陽,既有河北是其賴以爭奪天下的基地這一原因,也是割據之形勢使然。天下一統後,面對新的形勢與問題以及洛陽本身的地理局限,劉秀的一系列舉措清楚地表明,"國家亦不忘乎西都",而有遷都關中的願望。但朝廷最終未能遷還舊京長安,這在很大程度上既與關東豪强大族的反對有關,也與儒學及儒家政治勢力的影響有關。東漢建都洛陽一事之始末,不僅反映了朝廷與豪族的複雜關係,關西與關東的畛域之分,王道與霸道的政治理念之爭,也折射了兩漢政治、社會時代變遷的實況。     

家族譜系·政治參與·關係網絡：中晚唐士族的三個側影——從《唐鄭遂誠墓誌》談起

《唐鄭遂誠墓誌》的考訂有助於從家族譜系、政治參與與社會關係網絡三個角度考察以鄭遂誠兄弟爲核心的鄭氏家族。鄭遂誠先世入唐以來仕宦不顯,未能進入中央擔任官職。鄭遂誠家族作爲滎陽鄭氏的後裔,充滿了對自身身份的焦慮。《唐鄭遂誠墓誌》詳細羅列了連山房的譜系,可以視作鄭遂誠家族對士族身份的再次確認。同時,鄭遂誠與鄭通誠都被捲入了淮南和徐州的地方政治事件,並積極參與其中,獲得了士林清譽。鄭氏兄弟及後代的交友以及婚姻關係網絡,亦表明鄭氏在努力營造身份認同的同時,企圖在政治地位上獲得進一步的發展。     

守先待後:史學在中國的地位及演變

中國古人敬天而不曾尊崇一位絕對全能之神。在這樣的世界裏,歷史和史學具有特出的文化地位。通過歷史記載和敍述,史學說明並論證着關於天道、人世,以及文化和政治認同等各項基本理念,也驗證着君主統治的正當性。漢代獨尊儒術後,史學的功能有所變化,但仍注重記録和傳承,並越來越帶有守先待後的含義。歷史撰述的體制化帶來相應的約束,爲野史和傳說留下了發展的空間。不間斷的正史、相對隨意的野史,以及伸縮靈動的民間傳說,共同構成了今天的"歷史知識"。這一切都因19世紀西方對中國的入侵而改變,不僅史學的社會地位摇擺不定,學校和公衆所關注的歷史内容也有很大的改變,出現了一些帶有西方特色的中國歷史言說。     

華梵兼舉,即文會貫——從佛典翻譯的一種獨特解釋看佛道關係及所表現之文化心理

本文考察了中國宗教史上一個重要而有趣的現象:對佛教翻譯經典,用漢字本身所具有的含義來解釋某些譯名的意義,並通過這種考察,對中國歷史上佛教、道教的複雜關係進行了研究,指出這一現象反映了中國宗教史中鮮明的中國文化本位觀念以及佛道兩教在彼此消長中相互借鑑的狀況。同時,以清代道士閔一得爲中心,對采用這種方法的内在原因進行了深入挖掘,指出心同理同是中國宗教、哲學思想的一個核心觀念。這一觀念是使中國宗教長期以來形成一種相對和諧狀態的重要因素。     

孝道與悖逆之間:唐肅宗設立南京與南京改置

唐軍收復長安之後,玄宗返京,不久,肅宗便以蜀郡爲南京成都府,這是對玄宗尊崇的政治姿態和孝道的自我展示。同時肅宗也以平叛期間自己行幸的岐州爲西京鳳翔府,建制同京兆府,而南京成都府卻沒有這樣的待遇。這種差異乃是肅宗對玄宗的有意壓制。肅宗以最爲親信的大臣裴冕爲成都尹,意在接收蜀中的地方勢力,從而削弱玄宗的權威影響。上元元年(760)九月南京改置的真正原因,並非史籍所載的呂諲奏請,而是出自肅宗之意,是"去玄宗化"的最後一擊。此外,肅宗以荆州而不是其他的州作爲南都,則與當時荆州特殊的經濟、交通、軍事樞紐地位相關,長江中游地帶的得失關乎整個平叛大局和唐王朝的命運。京府、赤縣、畿縣的增多可視爲中央權威"差遣"地方化以應對地方秩序危機的一種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