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佣姐妹在广州

尽管有数以千计的菲佣在大陆谋生，要找到她们，还是颇费周折。在广州郊外的一个高档住宅小区，保安告诉我，这里的确住着一群菲佣——信息仅限于此。她们一般只会在早晚外出买菜和购物。于是只好“守株待兔”，在小区门口的菜市场守候。     

“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和战略高度,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专门研究审议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问题,从坚定制度自信和推进制度创新的结合上系统回答了“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第一次集中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机联系、相辅相成、汇聚整体的显著优势,系统阐述了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构成的层次清晰、全面系统的科学制度体系,明确提出了推进我国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的指导思想、总体要求、总体目标、战略途径和重大举措。这次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A,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丰富发展,为成功实现“中国之治”提供了深厚的制度基础和有力的制度保障。     

毛泽东出行为何坐火车

１９５６年４月某夜，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接到毛泽东亲自打来的电话，说他要去广州，让刘准备好飞机。新中国成立后，按说毛泽东应该有专机了，但中央为了保证他的安全，作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禁止毛泽东坐飞机。于是，刘亚楼那天坚决不同意，理由是人民空军刚组建不久，驾驶员水平不高，万一出了事故，怎么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交待？可是，毛泽东坚持要坐飞机。得知此事的周恩来无奈之下，只好亲自安排，批示刘亚楼要选择最保险的机型、最优秀的驾驶员，各个环节严格操作，确保运行安全。当时，空军只有伊尔—１４型和里—２型的运输机。…     

研究广州文献的指南——评介《广州文献书目提要》

广州历史悠久，献丰富多彩。对此，李仲伟、林子雄、倪俊明三位学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编写《广州献书目提要》，在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的支持下，最近出版发行。     

试论明代辽东防御体系的演变及特征

辽东地区是明朝经营东北的核心地带,承担着重要的边防任务。洪武初年,明军北渡进入辽东,旋即进占重镇辽阳城,明朝在辽东的边防建设由此展开。辽东的城镇建设以洪武朝为始,正统朝基本完成。边墙修筑稍晚于城镇,自正统朝开始,成化朝基本完工。明中期以后,城镇与边墙在功用上实现了结合,共同构成了辽东防御体系。在整个体系中,辽阳、广宁二城分别成为统筹辽河东、西防御的核心城镇,也是抵御蒙古、女真各部内犯的重要堡垒。随着边防需求的变化,辽东防御体系先后形成两个核心,在战略上逐渐呈现出重河西而轻河东的倾向,在战术上防御要点由边墙转向城镇。     

重新审视费正清的“中国观”——从《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一书谈起

《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通商口岸的开埠（1842—1854年）》一书,是费正清早期研究的代表著作。这是西方世界第一部综合利用中、外文档案研究中国外交史的学术著作,拓展出纷繁复杂的中西历史互动图景。费正清摆脱当时西方学界传统古典汉学和民族志学的窠臼,开创了现代中国学研究的新局面。费正清的这部早期代表作,涉及清代观、近代观、帝国主义观等理论问题,对后来美国中国学的发展产生了影响。     

清初西北茶马御史述论

顺治二年,清朝平定陕西后,沿袭明朝之制,由中央选派监察御史一员赴西北地方专责西北茶马贸易及苑监牧政,称“茶马御史”。茶马御史任期例以一年一更,下辖茶马司、苑马寺及孳牧诸监。受西北形势影响,茶马御史权责屡有调整,后经几任茶马御史整饬,茶、马诸务有所复兴,但始终未复旧观。由于清朝用马情况与边疆形势相比明朝发生了变化,不再专一依赖茶马御史提供马匹,加之蒙古各部相继臣服,边外平靖,已无须专职维护,待清世祖驾崩、清廷满汉关系变化引发政治形势转变,茶马御史遂于康熙七年裁撤。     

基于CAS理论的节事空间秩序建构的逻辑与实践——以广州国际灯光节为例

本文以广州国际灯光节为例,运用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结合主体行为遵循的刺激——反应规则,分析了节事组织方和管理者秩序建构的逻辑和实践。通过对灯光节组委会核心成员进行一对一深度访谈,以及网络资料的获取,了解到灯光节管理者在周期性的节事活动举办和学习经验中,具体从节事空间布局设计、节事信息宣传秩序、节事交通运输秩序、节事环境卫生秩序和节事安全保障秩序等5个方面对灯光节空间秩序进行建构。根据CAS理论,为提高节事组织方的适应能力和下一届节事运作的有序进行,建议节事组织方从自身适应性能力、其他利益相关者关系、空间布局和设计、服务管理几个方面来促进节事的可持续发展。本文研究结果有助于更加深入的了解节事空间的设计和管理,并为同类型的节事运作提供可供借鉴的知识体系和管理方式。     

如何走出“寂静的春天”?——我国环境社会学的发展困境及其突破路径

我国的环境社会学虽然取得一定成绩,但无论是与西方国家环境社会学的发展状况相比,还是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实践相比,都存在很大的差距。为此,应当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现实出发,加强问题意识和实践导向,加快建构中国特色的环境社会学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