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势力与地方行政区划的设置——以明代湖广黄安建县为例

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割黄冈、麻城、黄陂三县之地设黄安县。新县设置是朝廷"量地置邑"的结果,黄安建县缘起地方盗匪难靖,其实质不外乎朝廷加强统治的举措。但黄安县的设置又与他邑有所不同,是由以地方士绅为中心的地方势力自下而上呈请设置。新县设置处于朝廷党派斗争的政治背景下,存在着一定的偶然性,但通过建县,呈现出的是地方士绅的利益诉求,士绅通过婚姻、师生等关系联结社交网络,在建县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甚至直接影响上层的决策,黄安建县,折射出地方势力对地方行政区划设置有着复杂的影响。     

汉苍梧郡治再考

汉代苍梧郡暨广信县治所向来有"广西梧州说"、"广东封开说"两种观点。"广西梧州说"具有充足的文献及考古学依据,而"广东封开说"所举之汉宋间文献资料以及利羊墩遗址、马王堆"地形图"等考古材料均为误用,不足为据。故应以"广西梧州说"为准。     

地方林业局在世界自然遗产地保护和管理中的作用研究——以丽江玉龙县林业局在老君山世界遗产(黎明.格拉丹)地中的管理为例

丽江玉龙县林业局作为政府林业职能部门在保护和管理老君山世界自然遗产地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包括: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法规保障体系,切实有效的开展退耕还林、森林防火、天然林保护、森林病虫害防治等各项工作,积极帮助自然遗产地农户发展替代生计等。     

传统江南棉稻区乡村民众之年度时间生活--以上海县为例

传统乡村民众年度时间生活的一大特点即是以农为本,一年之中人们总是以农事节律为基本轴心展开各相关活动。就传统上海县而言,以棉花种植周期为基础,在年度时间生活上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忙闲交替节奏,即夏秋棉忙、冬春农闲。而在农忙与农闲期内,人们分别会有不同的活动要从事,从而使各项活动以农事活动为核心,巧妙配合而又有序地分布于年度时间轴上。     

撒拉族传统民居的类型、装饰及礼俗

撒拉族是我国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之一,约12万人。主要聚集在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以及甘肃积石山县大河家镇、青海省化隆县甘都镇、新疆伊宁县外,还零星分布于青海西宁市、格尔木市和黄南、海西等州。据传说和可信的历史资料记载,撒拉族的先民在元代从中亚土库曼斯坦举族迁来,至今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初到循化时,不到千人,定居循化后,不断吸收新的成分,繁衍生息,逐渐发展形成祖国大     

新见秦地名封泥考释(十则)

本文对秦封泥中新出现的安陵、安陆、濒阳、孱陵、成固、池阳、杜阳、杜南、高陵和郃阳等地名进行考释,补充和订正了《汉书·地理志》等文献记载的错误和疏漏,明确了部分秦县设置的时间,扩充了秦置县的数量,从而丰富了我们对秦置县问题的认识。     

百里花海——门源川

青海省门源县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隅祁连山东北部,北同甘肃省肃南、山丹、武威毗连,东与甘肃天祝为邻。早在3000年前,这块土地上就有先民们繁衍生息,从事以畜牧业、狩猎为主的生产劳动。     

凉州番禾县瑞像故事及造型

本文就番禾县瑞像的由来、发展及其不同时期的表现形式进行了分类探讨并就瑞像的定义提出了新的看法。     

从官品到俸秩:关于唐五代县之等第的考察

唐代县的等第,以户口、官品、俸秩、迁转次序等不同的标准看,有四等、五等、六等、七等、八等、十等诸说。从历时性而言,县等是不断增多的,由前期的六等逐渐发展到后期的十等,只是天宝时曾一度事实上取消下县,稍显波折。而望、紧、次赤、次畿县的出现,均与户口多寡无直接关系,更多地体现出“资地美恶”的特征。其中“次赤县”的问题尤其复杂,因其牵涉“赤县”的广义和狭义问题,综合分析,次赤县制度在传世文献中出现,不晚于唐德宗初年,很可能最迟代宗初期已经产生。而代宗末年至德宗前期形成的俸秩,对唐后期乃至五代的县之等第,也有新的影响。五代皆以户口多少定县的等第,只是不同王朝有不同的标准,繁简不一。通观唐五代县之等第,总体上呈现出从官品本位到以俸秩为准的演变路径。     

明代青浦县的定位——兼论明末清初松江府的分县趋势

明代松江府青浦县的置废、复立过程,以及复县后的治理问题,都显示分县无法解决逋赋问题。即便如此,分县在此之后仍然是调节赋役问题的重要手段,如明末金山卫改县的议论,以及清初娄县的分立,均显示分县的这一用意。最终,分县反而加重了政区内部以及同级政区间赋役负担不均的情形,引发进一步的赋役改革。在梳理上述分县议论及其实践的基础上,可以察知分县的直接动力来自地方官完纳税粮的压力,而地方士人出于对分县导致赋役不均的了解,往往发出拒绝分县的声音。此中体现了国家收取财赋与地方赋役不均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