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1937年中英金融借款交涉

1935年底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初是中英债务关系的重要时期。法币改革后英国因担忧日本反对,未能立即对华提供金融借款。此后英国对华经济政策有所转变,中英铁路借款的突破与出口信贷领域的交涉,推动了双方的金融借款谈判。1937年中英金融借款谈判中,中国答应英国所提多项条件,英国积极推动借款不受新四国银行团影响,但该借款因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而搁浅。这一时期的中英金融借款交涉为全面抗战时期中英达成多笔借款打下基础,但同时英国延续此前对华借款中的附加条件,以获取更多在华权益。     

从西原借款看1916—1918年日本对华政策

1916年10月,大隈重信内阁倒台,寺内正毅组阁。寺内内阁吸取大隈内阁的外交失败经验,决定转变对华政策。由武力硬索转变为"日支亲善"、"经济提携"的外交手段。"西原借款"由此应运而生。     

币制借款与银行团的重组——从旧银行团到新银行团

币制改革以及与此相关的币制借款,在清末民初是一个复杂且敏感的问题。1911年4月15日,清政府与美法英德四国银行团签署了《币制实业借款合同》,借款总额为1000万镑,用于改革币制和开发东三省的实业：并规定先行垫款200万镑,100万镑为改革币制之用,另外100万镑为开发满洲之用。实际上在清政府垮台前银行团只为后一目的垫付r40万镑,债券并未发行。     

历史上的十一月

本市人民政府昨日发布关于六亿支前借款通知，向市区内较大工商业及殷实富裕者借款，初步确定应借者为全市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免借者为全市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政府于借款两月后分期偿付，最迟于半年内还清。     

柏文蔚与二次革命

辛亥革命后,柏蔚亲统“中华民国陆军第一军”坐控津浦线,改任安徽军政府都督后,多次婉拒袁世凯的拉拢、收买,表现了坚定的革命立场。宋教仁案发生后,他力主武装讨袁,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并通电反对善后大借款,却因革命党人意见分歧,步调不一,而错过了讨袁大好时机,终被袁世凯免职。二次革命爆发后,柏蔚先被黄兴委任为安徽讨袁军总司令,至蚌埠督师,旋又被任命为安徽都督,回安庆平息皖省政潮,辛勤奔走于苏、皖之间,亦未能挽回二次革命之败局。柏蔚对二次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对袁世凯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事先未作必要的准备,临事因过于依赖领袖人物而未能当机立断,事发后又未能真正掌握军事指挥权,对二次革命的失败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宋子文关于向美国借款平衡外汇等问题与孔祥熙等来往电

与中美平衡外汇基金借款有有关的档案资料,《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已编选了一部分,以下公布的29件孔祥熙、宋子间的来往电是新近发现的,可与《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对照使用。     

锡良与宣统二年疆臣会、阁期限讨论

宣统二年(1910)八月,东三省总督锡良在京期间联合鄂督瑞澂密具由郑孝胥捉刀的干路借款折,遭清廷基本否定后,又听从郑孝胥建议将此计划群发疆臣,希望通过群议路政,倒逼清政府加速宪政进程,最终达于两者皆进的目的。干路借款计划促成疆臣群力的凝聚和联合,言说重点经历了从借款修路利弊到会、阁期限问题的转向,这正好构成政界对郑孝胥“民先行开放”而后“可言对外开放”政治理念的回应。锡良领衔疆臣要求会、阁速立的两次会奏,是锦瑷铁路借款遭挫、东三省危急情势以及东三省总督在疆臣中“领袖”地位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尽管包括锡良在内的疆臣群体要求会、阁速立暗含对抗中央集权之意,但借此扭转“上下、内外互相乖睽”政象的目的也不能全然漠视,最终结局则使其成为近代以来改良主义政治试错的典型一例。     

微名人

余华我曾经赋子自己左右过去的特权,我的写作就像是不断地拿起电话,然后不断地拨出一个个没有顺序的日期,去倾听电话另一端往事的发言。--余华鸿铭1913年,袁世凯向以汇丰银行为首的六国银行团搞“善后大借款”。六国银行请辜鸿铭做翻译,辜来个狮子大张口,要六千银圆,银行团考虑到他的语言才能,只好答应。不料,辜鸿铭并不领情,聘期一到,他立即走人。     

西原借款与段祺瑞政府的币制改革

民国时期,历届中央政府都试图改革中国币制,统一全国的货币制度。1918年始,在日本方面提供＂西原借款＂的条件下,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军阀政府出台了《金券条例》,力图通过这笔借款的一部分进行一次币制改革以希在中国建立金本位的货币制度,但最终归于失败。长期以来,学界对＂西原借款＂的研究都是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出发,来评价借款对中日两国的外交关系以及中国政局、社会经济的影响。具体到当时段祺瑞政府的币制改革有何影响则鲜有评述。本文将通过探讨币制改革的背景、过程,日方“西原借款”与此次币制改革的关系．来揭示段祺瑞政府币制改革失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