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市舶司“不以为利”辨——兼论宋朝海外贸易收入的变化趋势

南宋人陈傅良是有宋一代最精于宋朝典章制度的学之一。在历史记载不全,南北宋之交典籍大量散失的情况下,陈傅良的不少考证被後人不加分辨地接受和引用。     

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及其相关研究的新进展——“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学术座谈会”评述

最近,由广东省历史学会、广州地方史学会和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共同举办,与会者包括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广东省历史学会、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广东省博物馆、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广州市考古研究所、越秀区地方志办公室等单位的专家学者二十余人参加的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学术座谈会,受到了社会的关注。会议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海上丝绸之路”这一概念的界定;如何评价广州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地位;以及市舶司的功能等。     

明代市舶司治所及其变迁

明代是我国市舶体制的最后阶段。在不足300年的时间里,明王朝曾先后在南京(今苏皖地区)、浙江、福建、广东、交趾等地设置过市舶司,其驻地屡有迁移,机构本身亦迭经废立,终于走到了它的历史尽头。     

粤海外贸 千年辉煌

正广东省三面临海,拥有数量众多的优质港湾,对外贸易历时两千多年,经久不衰。广东外贸兴起于秦汉,南海郡的治所番禺即为海内外商品贸易中心,犀、象齿、翡翠、珠玑等物品交易频繁;初始于魏晋南北朝,各国往来海外贸易进出广州的商船不断增多;繁盛于隋唐,海外贸易全面开放,官方及私人的贸易活动都非常活跃,广州已成为世界著名贸易大港,商贾云集,珠宝香料、丝绸瓷器等商品源源不断地在此处集散,广州外贸收入已与两税收入相当;深度发展于宋朝,政府将发展外贸作为基本国策,在广州设立了第一个市舶司;演变于元代,     

《诸蕃志》“南毗国”条补释

《诸蕃志》“南毗国”条载有时罗巴、智力干父子居于泉州城南的记载。新发现一方南宋时期泉州市舶提举郭晞宗的墓志铭,墓志铭中记载了关于郭晞宗在泉州任职期间积极处理市舶司积累的问题,得到当时外国商人的认可,促进了泉州海外贸易的发展,后因病在泉州去世。墓志铭中记载了当时的印度商人祭拜郭晞宗,这是以往研究中未被重视的一段史料。     

明代初期广东沿海贡舶贸易港考

澳门兴起前的广东贡舶贸易主要在浪白等沿海澳口进行 ,正德时商舶兴起 ,出现贡舶与商舶并存的局面。广东市舶司迁徙至高州电白县 ,除政治原因外 ,与电白县的地理位置有关。由于浪白等澳“风高浪大 ,水土甚恶 ,难以久住”,嘉靖十二年后 ,“蚝镜独为舶薮”。近现代由于海岸线不断向外推移 ,许多港口位置难以确定 ,本文对此一一予以考证。     

中国古代的朝贡外交

商周以降,中原王朝都一直认为自己居天人之中,是"天朝上国",为世界之中心,周边各地都是蛮夷未开之地。"中国属内以制夷狄,夷狄属外以奉中国",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便将中原王朝与周边各地的关系限定为自下而上的朝贡关系。朝和贡的历史久远,班固《汉书》中有"修奉朝贡,各以其职",而在一些文献中有帝舜时期西王母来朝的记载,也有一些少数民族朝贡商周王朝的记载。"王者不治夷狄,来者不拒,去者不追",     

浅析广州十三行

广州十三行是当时清政府指定的专营对外贸易的一个垄断机构,它是在明代市舶司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新型洋行制度,在其存在年间完全充当清政府对外贸易的门户,担负着清政府经营管理对外贸易的责任,在中国经济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海上丝绸之路与福州港陶瓷外销——以平潭海域出水陶瓷为例

福州港在历史上作为东南门户之一。为福建对外贸易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尤其是明代市舶司移至福州,成就了福州港的全盛时期,并带动了陶瓷外销量的巨增。本文试以平潭海域出水的大量瓷器为实物资料并辅以翔实的史料,论证福州港的发展与闽瓷外销之间的密切关系。     

提举福建路市舶司赵汝适及其《诸蕃志》

提起历史文化名城泉州．不能不提及泉州海外交通贸易以及因此而产生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和民族、宗教交融：而提起宋元泉州港鼎盛时期的海外交通贸易．则不能不提及提举福建路市舶司赵汝适及其《诸蕃志》。研究泉州港史的著名专家庄为玑先生曾经说：“泉州港史最重要的资料是南宋赵汝适的《诸蕃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