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句丽好太王碑早期墨本的新发现——对1884年潘祖荫藏本的初步调查

高句丽好太王碑立碑于晋义熙十年(公元4 14年) ,其碑文是研究我国东北地区古代史和东北亚古代史的重要史料。多年来,有关此碑的研究一直是东北亚地区中、日、韩、朝各国古代史学界十分关注的课题。笔者最近在北京新发现了一种好太王碑早期墨本,经初步研究,确认此本即是1884年苏州文人李鸿裔赠给清光绪朝工部尚书潘祖荫的早期摹拓本。该本是目前已知有年次记录的最早的好太王碑墨本。该本上所附四份题跋还为今天的好太王碑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信息。     

明宋应昌《全海图注·广东沿海图》研究

《全海图注》是明代海防史上一部重要的海防地图,图中所隐含的许多资料信息,为现今传世文献不载。其中的"广东沿海图"记录了明代中叶从正德末到万历初所发生的最为重要的几件海上事件及学术疑案,如葡萄牙人来华贸易的"番船澳"和"番货澳",中葡"西草湾"之战的地望问题,"濠镜澳"之名出现的最早时间,澳门开埠后最早华人村落的建立,明代广东海盗的盛行及其治理等问题。通过对此图的研究,将上述重要事件和史实挖掘出来,将为我们对于明代中叶广东海上中西交往及沿海海防增加新的认识,对于早期中葡关系史及明代海防史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竹西草堂主人考

杨竹西这个名字,不少人并不陌生。因为在传世的书画作品中,有两件极重要的作品和他有直接关系,一是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元王绎的《杨竹西高士像》(倪瓒补松石景)(见图1),二是现藏辽宁博物馆的元张渥《竹西草堂图》。但是杨竹西是何人,多年来并未弄清楚。《中国美术家人     

《诗经图史合考》作者考辨

旧题钟惺所作的《诗经图史合考》是晚明时期掇拾诸家注解,杂考《诗经》名物的著作,亦是科举生态下的《诗》类应试之书。清代以来围绕其作者及真伪,形成了“钟惺说”“质疑钟惺说”两大派,而以前者为主流。梳理清代吴骞增补的《千顷堂书目》和以《四库全书总目》等为主的清代官方目录,辨析《诗经图史合考》“钟惺说”的来源和诸家之说中需要进一步考证之处。结合拥万堂书坊标榜名人、剽剥他书等商业化出版特点,考察《诗经图史合考》与托名蔡清《四书图史合考》、冯复京《六家诗名物疏》在编法体例与内容上的承袭关系,从而证实《诗经图史合考》是拥万堂书坊托名钟惺的伪作,并进一步探讨晚明《诗》学与商业出版和科举文化的互动关系。     

论西晋《辟雍碑》所见的太学诸生

民国时期出土的西晋咸宁四年《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太子又再莅之盛德隆熙之颂碑》对于进一步探讨西晋时期太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中出现了礼生、弟子、门人、寄学、散生、都讲等太学诸生的称谓,丰富了对于太学诸生群体的认识。通过对姓名、籍贯等信息的统计,可以看出西晋太学诸生的构成呈现出身份庞杂、来源广泛的特点。对比传世文献,碑刻中所列的太学诸生情况可以加深对太学、囯子学二学并立、太学兴衰的理解。     

王审琦铁券与“杯酒释兵权”“太祖誓碑”新解

王审琦铁券与“杯酒释兵权”“太祖誓碑”等宋初重大政治疑案有着内在的关联。表面上看,太祖三言两语就让开国武将元勋们放弃了禁军统领权。实际上,太祖是以法外政治特权及其象征——铁券赎买了他们的军权。作为连锁反应,太祖又以“誓碑”的方式安抚了其他开国功臣。三件事情不仅在时间上非常接近,而且在逻辑上构成了太祖解决开国功勋震主问题层层递进的序列。“誓碑”原本内容只有“誓不诛大臣”,其中“大臣”仅指二品以上高级官员。宦官或言官被纳入“誓碑”,纯粹是曹勋误传和妄改的结果。士大夫站在自身立场不约而同地选择相信“誓不诛大臣、言官”,并对其不断地演义、改造,最终形成了符合士大夫群体利益的“誓碑”。     

试论甘肃泾川北魏佛教造像的地方风格——以细密衣纹造像为例

2020年,甘肃泾川新发现3件北朝造像碑,造像大量装饰细密衣纹。细密衣纹是陕西关中地区及其附近以及甘肃东部地区佛教石刻造像的地方风格,泾川县有10件细密衣纹造像,其中4件纪年明确,结合附近地区发现的该类纪年造像,能够建立年代学框架,依据造像形制、造像题材和特征可将这批造像分为三期。     

王式《西园雅集图》中的圆通大师考

四川眉山三苏祠博物馆珍藏有一件王式《西园雅集图》卷,此图是王式于清顺治十五年(1658)所绘,描绘了北宋元祐二年(1087),以文坛盟主苏轼为中心的十六位文人雅士,在王诜的“西园”作书绘画、读书修身、参禅论道、抚琴养性、鉴赏古物的雅集画面。本文考证王式《西园雅集图》中的圆通大师是法秀,而不是寂照(大江定基)和怀贤。     

康熙《御制耕织图》的社会心理学解读

作为清代最重要且最具代表性的耕织图,康熙《御制耕织图》选择了以江南地区为蓝本来呈现汉族农村的水稻种植与蚕桑丝织过程。之所以如此,与清初的社会心理密不可分。这些要素的选择,既衔接了民众已有的社会心理结构,又契合了统治者的施政要求,具有厚重的心理学涵义,即确立清廷统治的政治合法性,维护社会稳定,革新社会秩序,表征统治者理想的农村模式。因此,康熙《御制耕织图》具有突出的社会治理属性,对理解历代耕织图的功能意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