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探析

在十八大中,城乡一体化又被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加以重视。目前,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于城乡一体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就是"三个不",即: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要想正确认识并解决存在的问题,我们只有从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体制机制改革中找到方法,解决存在的问题。那样,即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又有利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还为我们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开辟道路。     

如何发挥群众文化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作用

群众文化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否把群众文化工作做好,直接关系着社会的全面进步。建国以来,群众文化在每个发展阶段都为社会的进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本文就如何使群众文化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更好的发挥作一粗浅的探讨。     

认知同化论在初中化学概念教学中的应用思考

初中化学是学生的入门级学习,但是也是十分关键的阶段,学生接触一门全新的学科,如何将其学好,需要老师与同学共同努力。以往的概念学习已经不能满足学生们的需要,根据新课改的指标等,学校开始实行新的教学方法,目的是促进学生有效学习,在理解的基础上学习,也就是所谓的素质教育。     

留美时期林同济的中国东北史研究

以战国策派闻名的林同济,在九一八事变前后撰写了有关东北问题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他认为,文明与地缘对应两个层次的“天下”,一个是等于中原汉地的“天下本部”,一个则囊括了作为“天下边陲”的夷狄之地,两种“天下”的张力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东北是中原与北狄和东夷三角关系的交汇处,中原开拓北疆的主导原则就是联合“汉化”程度更高的东夷对抗北狄,即“以夷制狄”。清朝沿用中原与东夷合作的策略,确立了满、汉、蒙、回、藏的基本统治格局。林同济自觉身处“新战国时代”,广泛征引海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秉持“汉化论”的同时超越长城视野,充分肯定边疆民族和清朝在奠定现代中国版图中的贡献,同时又规避了一些研究者过分突出边疆特性的偏差,有助于理解今日中国的形成及其与世界的关系。     

考古学的中国深度:张忠培先生的文化演进论

张忠培先生始终深入田野考古,坚持"让材料牵着鼻子走",在系统构建考古学文化谱系的基础上,提出了既符合中国具体实际又体现人类共同规律的文化演进论。张忠培先生在坚实而高水准的实践起点上,不断开拓学术生长点,构建起了宏大的学术体系,创造性地开展和领导了田野考古实践工作,为中国考古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科学地发现和表述了蕴含着中国文化基因的谱系结构,展现出考古学的中国深度。     

张闻天在经济所

来经济所以前张闻天是一个著名的政治活动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1935年1月—1938年9月,他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近4年,党中央的很多重要决定都出自他的坚持和主张,也出自他的手笔,在中共历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例如,在遵义会议上,他针对博古的总报告做反报告,批判博古和李德的错误,并亲自起草遵义会议决议。他不仅在军事上支持"新三人团"和毛泽东,而且在政治上改变了消灭富农的政策。他从国民党的报     

试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视角下的公共图书馆建设——以周口市图书馆为例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在文化建设方面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本文以周口市图书馆的建设为基础,从公共图书馆在小康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建设及其启示等方面来探讨公共图书馆建设问题。     

维特根斯坦家族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富可敌国,人才济济,却充满“自杀、疯癫和争吵”1938年,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身在剑桥。他在和一个学生聊天时问道:“你在生活中可曾有过悲剧?”学生问他说的悲剧指什么。“当然,不是指你祖母在85岁过世。”路德维希回答:“我是说自杀、疯癫和争吵。”作为九姐弟中最小的一个,即将跨入天命之年的路德维希道出了他对维特根斯坦家族的感触。如今,英国作家亚历山大·沃的新著《维特根斯坦之家》揭开了这个家族的内幕。此书副标题“战争中的家族”一语双关——这个家族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内部战争也以各种形式上演。     

近一百年日本的清代社会史研究——以中间团体论为中心

<正>在日本的中国史研究中,清史未必可确立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学者对清代历史的关心,与其说是关注"清代"所特有的时代特征,莫如说是偏重于在清史中所能看到的"中国传统社会"的一般特征。战后的研究者,对那种把"中国传统社会"认为是固定不变的看法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越来越集中关心中国历史的发展与各时代的历史特征。当此之际,与其说是"清代",不如说是"明末清初"作为一个具有特征的时代,成为了分析的对     

"承负说"与两汉灾异论

作为《太平经》基础理论的"承负"说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善恶报应,继承汉代之前中国本土的善恶报应思想;二是对汉代社会危机提出的一套解释系统,此与灾异论的盛行具有重要关联。前者为《太平经》对下层民众进行宗教教化准备了前提,后者为其政治改良方案的提出铺平了道路。尤其后者,对两汉之际不同派别的道教运动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进而深刻影响了后汉之政治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