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驻华使领馆的情报工作与修约决策(1843-1869)

在19世纪40—60年代英国对华商贸扩张与修约决策中,英国驻华使领馆的情报工作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通过商贸情报的搜集与更新,配合英国政府将对华商贸扩张从沿海导向内陆。他们对清政府内政情报的刺探,使英国对华认知从商贸范畴扩展到政治领域。情报积累的日渐丰富,加深了英方的对华认知,使其对华交涉跳脱商贸扩张的单一视角,试图在商贸扩张与对华政策的把握上取得某种平衡。通过"情报搜集—认知中国—政策调适"的模式,英方不仅在1868—1869年的修约交涉中实现了商贸扩张与对华决策的平衡,为英国攫取在华利益打下了基础,而且改变过去向清政府一味施压的办法,开始着手在清政府内部培养"代理人",以诱导清政府实现变革,从而服务其在华扩张。     

甲午战争后日本亚洲主义演变的两个特征

甲午战争后,日本民间为对抗美欧扩张在华权益而提出旨在与中国等亚洲国家间提携甚或结盟的亚洲主义论调,在其嬗变过程中存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紧随局势变幻而频频翻新名称和言说;一是始终未变其国家利益至上的实质,及为主流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所不屑的边缘地位。     

清末民国年间日本对华调查报告中的财政与经济资料

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国门大开,了解世界、特别是了解近邻的中国,以促进商贸,成为朝野上下的迫切愿望。大隈重信氏为《支那经济全书》撰写的“序”中说：“自中兴之后,订通商之约,于是彼此往     

松井石根战争责任的再检讨——东京审判有关南京暴行罪被告方证词检证之一

东京审判判处南京暴行第一责任人松井石根绞刑,但所判只是普通战争罪的不作为,否定了公诉方提出的对和平之罪的相关罪名。由此产生了两个问题,一是最高量刑和消极责任的问题,二是甲级战犯名实是否相符的问题。后者尤有重大意义。本文通过比对、检讨被告、辩护人的证词和他们事发时自己的记录,证明影响免责判决的松井石根的消极虚像为被告方刻意编造,东京审判对松井石根的免责判决为在缺乏证据情况下做出的不当判决。松井石根列名甲级战犯确有所当,并无冤枉可言。     

松井石根战争责任的再检讨——东京审判有关南京暴行罪被告方证词检证之一

东京审判判处南京暴行第一责任人松井石根绞刑,但所判只是普通战争罪的“不作为”,否定了公诉方提出的“对和平之罪”的相关罪名。由此产生了两个问题,一是最高量刑和消极责任的问题,二是甲级战犯名实是否相符的问题。后者尤有重大意义。本文通过比对、检讨被告、辩护人的证词和他们事发时自己的记录,证明影响免责判决的松井石根的消极虚像为被告方刻意编造,东京审判对松井石根的免责判决为在缺乏证据情况下做出的不当判决。松井石根列名甲级战犯确有所当,并无“冤枉”可言。     

30年来日本对华经贸政策的调整与演变

日本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是我国最大的援助国家,最大的投资国家之一,从1972年9月恢复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经贸关系总体来说发展顺利,但在不同时期日本采取的对华经贸政策是不同的,是不断根据国家的经济发展现状结合国际形势的变化进行调整。70年代日本对华经贸政策是以发展本国经济为前提推动中日经贸关系向前发展。80年代继承了70年代的对华政策,但政治色彩加浓;90年代采取不断发展中日经贸关系的政策;展望21世纪发展友好的中日经贸关系仍为日本对华的主导政策,但摩擦会不断增加。     

30年来日本对华经贸政策的调整与演变

日本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是我国最大的援助国家,最大的投资国家之一.从1972年9月恢复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经贸关系总体来说发展顺利,但在不同时期日本采取的对华经贸政策是不同的,是不断根据国家的经济发展现状结合国际形势的变化进行调整.70年代日本对华经贸政策是以发展本国经济为前提推动中日经贸关系向前发展;80年代继承了70年代的对华政策,但政治色彩加浓;90年代采取不断发展中日经贸关系的政策;展望21世纪发展友好的中日经贸关系仍为日本对华的主导政策,但摩擦会不断增加.     

鸦片战争前在华西人与对华战争舆论的形成

随着1830年前后中英之间冲突的演进,来华西人群体对广州贸易体制愈益不满,逐渐产生了对华武力强制的舆论。西人先后在广州发行了一批英文报刊,作为舆论阵地,在1830年代初期提出对华武力威慑,迫使清政府废除广州体制、实现对华自由贸易的主张。1834年律劳卑事件后,这种主张发展为对华战争的舆论。在西人内部,武力威慑论和对华战争论都曾引起争论,部分西人反对这种依恃武力改变对华关系的观点。1837年英人几种关于对华关系的小册子出版后,来华西人分别在其报刊上提出对华关系的武力强迫论、商业交往论和宗教改善论。但在1837—1838年的兴泰行商欠案发生后,西人普遍不满广东当局对此案的解决,对华战争渐成为其一致主张。     

日本对华友好团体的历史与现在

中日关系的基础在两国民间的友好,在中日两国友好交往的历史长河中,民间交流始终是一项重要内容。二战后,中日民间团体在民间交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不仅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还在贸易、体育、教育、艺术、学术、文化等领域对国家外交产生积极影响。本文聚焦于致力于中日友好、中日交流、对华援助等领域的日本民间团体,在对...     

日俄战争前夕的俄国外交

<正>自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俄国痛定思痛,开始了一系列的国内改革,在失败中竭力吸取一切由巨大代价换来的深刻教训。在外交上,确立了外交要为俄国的强大服务,并为改革创造有利环境的中心思想。然而在"改正错误"与"重蹈覆辙"之间,往往是如此容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并非那么简单。在日俄战争前夕,由于两国政策的结构性矛盾使得战争终是难以避免,但使得俄国在短期内形势急转直下的众多因素中,外交无疑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