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方鼎》的时代、铭文书写者及其相关联的地理、历史

本文系联相关古籍与出土文物,对《静方鼎》进行了考证、断代,认为其年代为西周穆王时期,其铭文书写者为小臣静,并对《静方鼎》所载“省南国”相关联的几个方国的地望进行了考证。     

祠堂——华夏山水间的独特风景

正在乡土中国时代,祠堂是家族聚会的堂皇之地。作为古时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祠堂占地广、规模大,建筑讲究,气派恢宏。时光带走了族规家法和统领一方的威严,今天,它们历经岁月沧桑和劫难,带着移民和家族的传奇故事幸存下来,以静默的姿态,傲立在风烛残年的古镇,成为华夏青山绿水间一道独特的风景。一祠堂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性建筑,是一个家族的"发祥地"。     

河北易县岭东村果恭郡王弘瞻园寝宝顶主人考

清代果郡王弘瞻的园寝位于河北易县清西陵外围的岭东村,冯其利先生认为,其园寝后院五座宝顶的主人分别是弘瞻和其子、孙、曾孙和玄孙,依据的是"子随父葬"的规矩。笔者通过分析果亲王家族的爵位承袭谱系,结合实地调查的园寝遗迹信息,并通过分析《周礼》的有关记载,认为清代在安排丧葬位置时依据的是"昭穆排序",从而推断五座宝顶的主人分别应该是弘瞻、永、绵从、绵侗、奕湘。     

秦始皇陵礼制建筑群与"秦始出寝"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经长期钻探,终于确定秦始皇陵内城北区西侧是一个面积超过15万平方米的大型礼制建筑遗址,暂称为秦始皇陵礼制建筑群遗址.建筑群落布局结构严整复杂,为古代陵墓礼制建筑仅见,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     

以寝孪方鼎、肄簋为元祀的帝辛祀谱

旧释为“廿祀”的寝孪方鼎和肄簋经重新考释当为“曰祀”,曾有学者认为系指元祀。商末周祭系统中,帝辛二祀到十一祀是材料最完备的一段,其间的祀谱和历谱基本确定。以寝孪方鼎和肄簋所载祀数为元祀,与帝辛祀谱相连接,结果恰与帝辛祀谱相合。     

西周王盂新解

本文认为陕西扶风所出西周铜器王盂,乃周王为"蒡京中寝"所作"馈盂"。中寝即西周王后居住的中宫。馈,则表明该盂为周王正配司掌馈食供养所专用。此篇铭文的重新解读,对探索西周王后之职以及相关礼制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也谈静方鼎铭文

《文物》1998年5期报导了日本出光美术馆收藏的《静方鼎》,此鼎从形制、纹饰看,确为一件美术精品,而从铭文看则不像西周时的铭文。特别此鼎何时出土于何地？曾为何人收藏？它出土后的流传情况怎样？均无明证,令人未敢信其为真。徐天进《日本出光美术馆收藏的静方鼎》一文指出：“虽然该器之形制、纹样具有商末周初的特征,但该时期的铜器中鲜有如此长铭的方鼎。”对此我也有同感。     

从先秦墓上建筑的台基到汉代帝陵的堂坛

汉代帝陵封土之下的堂坛是从先秦墓上建筑之下的台基发展而来的。随着墓上建筑的发展变化,它的名称从先秦时期的“丘”到汉代称作“堂坛”。东周时随着冢墓的出现和流行,中原各国王陵将原来建在墓室口上“堂”的低矮台基,发展成为大型台座之上、或直接成为在封土之上的高台建筑。战国晚期的秦芷阳陵园则将建在墓室口上的“堂”移至封土之侧,演变为“寝”,被秦始皇陵所继承。墓上建筑之大型台基的名称也随着墓侧设寝而发生变化,到西汉受先秦墓上建筑“堂”的名称及汉陵封土形状的影响,帝陵封土之下大的夯土台基的名称,就成为“堂坛”了。     

玩古与复古——"文王鼎"在清代的多重角色

<正>文王鼎,或称文王方鼎。因铭为"鲁公作文王尊彝"而得名,此处之文王即是西周文王。据《宋史·哲宗本纪》记载,元符二年(1099)九月,果州团练使仲忽进献了一件带有该铭的古方鼎¹。这应是文王鼎初次见诸典籍。随后在徽宗朝编纂的《重修宣和博古图》中,文王鼎位列周鼎之首,并称它"奇古可爱,足以冠周器"²(图1)。由图可知,它是一件扁足方鼎,立耳、方唇,口、腹作长方形,腹壁斜直,平底,扁足作夔形,足底上卷,纹饰以兽面纹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