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在经济所

来经济所以前张闻天是一个著名的政治活动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1935年1月—1938年9月,他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近4年,党中央的很多重要决定都出自他的坚持和主张,也出自他的手笔,在中共历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例如,在遵义会议上,他针对博古的总报告做反报告,批判博古和李德的错误,并亲自起草遵义会议决议。他不仅在军事上支持"新三人团"和毛泽东,而且在政治上改变了消灭富农的政策。他从国民党的报     

新中国土地改革后新富农产生的规模与分布研究

从土地改革结束到农业集体化高潮前夕,新富农的出现从全国范围来看是稀少而缓慢的。在各省之间,农民的富裕程度与新富农比重大小关系不明显,但在同一地区内来看,两者呈现正相关关系。同时,在农业合作化程度较高亦即是较早对新富农采取限制政策的地区,新富农的比重并不一定低于甚至高于其他地区。这说明多种因素对新富农的产生、发展发生作用,单因素的分析不能解释清楚新富农这个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     

革命根据地新富农问题研究

在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中共领导下的人民民主政权,实施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农村中的封建土地制度被消灭或削弱,农民个体经济得到发展,一部分原来的中农甚至贫雇农在抗日民主政权的扶助下,辛勤劳动。努力经营,上升为新富农。这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一种新的经济形式。它的出现和发展,对于打消动摇封建土地所有制后农民发展生产的顾虑,鼓励他们劳动发家,对于克服根据地由于战乱和敌伪封锁造成的经济困难,起了积极的作用。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对新富农经济采取鼓励其发展的政策。在解放战争时期进行土地改革的过程中,对新富农的政策一度发生动摇,但很快得到纠正。     

娄烦土改及纠偏

娄烦县位于山西省中西部,原属静乐县,1971年建娄烦县。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晋绥边区抗日根据地,中共静乐县委和静乐县抗日民主政府、中共晋绥三地委和三专署,以及八路军三五八旅等多支抗日武装曾长期驻扎这里,与娄烦     

董时进致信毛泽东谈土改

农业经济学家董时进于1949年12月给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写了一封长信,谈他对土地改革的看法。这封信全文如下:查中共土改政策的基本理由,不外乎说中国的土地制度是封建剥削性的,所以应该废除。我     

1930年夏被苏联流放的“富农”的处境——基于“口述”史料

1930年夏,大部分流放的"富农"到达了特殊移民地。但由于苏联政府大规模、迅速地迁移"富农"时几乎没有任何计划或准备,地方当局以及工厂企业在迁移和安置"富农"特殊移民类型运动过程中迫不得已"临阵磨枪",而流放"富农"家庭却会为此承担一系列的灾难性的后果,譬如住房短缺和拥挤、食品短缺。本文拟基于流放"富农"子女"口述"史料,以期探讨1930年夏在流放"富农"特殊移民地的处境问题。     

立陶宛的农业集体化

本文根据有关材料,拟对1944～1950年立陶宛的农业集体化做一个简略的描述,通过立陶宛的农业集体化折射出整个苏联农业集体化的悲剧。     

试析富农阶层的社会流动——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华北乡村为中心

内容提要 借助于社会流动的分析路径,或可以进一步揭示特定历史时期富农阶层的动态特征和一般情状。富农阶层的总流动率和上向流动率呈下降趋势,上向流动率与下向流动率之比也是逐代下降。富农的代内流动过程在一定意义上揭示着时代进程的历史特征。革命主导下以变革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为目标的社会改造运动巨浪迭起,富农阶层由此发生结构性流动。富农的生成及其存在,对于乡村社会乃至整个社会而言,始终是既具有内驱力也有着引领性的社会力量。在大的制度变迁和社会变革的背景下,通过富农阶层流动的个案分析,或许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的再思考。     

文革期间,一场地主与富农的逃活"角斗"

这是一个充满了黑色幽默的故事。文末的"我"在沉思,读完这篇文章的我们,难道不也需要沉思?1971年3月,作为一名富农子女,我被生产队长"挑选"到远离老家70里的"下川东"(今渝东)奉节县犀牛冲修水库。那时,中国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运动闹得如火如     

1950年关于东北富农问题的争论

1950年初,围绕东北富农问题,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刘少奇与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的高岗之间,曾展开了一场小范围的争论。这场争论的焦点是能否允许富农经济发展,其实质则是何时开始社会主义步骤之争。这场争论虽然过去了半个多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