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城子上百花开——乾隆御制花卉诗紫毫笔赏析

毛笔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书写工具。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制作技艺的提高,毛笔已从最初单纯的书写工具逐渐演变为集实用和收藏为一体的艺术品。故宫博物院藏乾隆御制花卉诗紫毫笔就体现了当时毛笔制作的超高水平。通过对毛笔上所留信息的分析,加上对相关史料的挖掘,不仅能看到这件藏品的艺术价值,更能透物见人,还原历史一二。     

《故宫周刊》之清宫演剧史料汇考

1929年由故宫博物院主办的《故宫周刊》创刊发行,这是民国时期故宫出版刊物中社会影响最大、刊期最长的文物刊物,也是故宫博物院的第一份艺术类刊物,在故宫出版史乃至中国出版史上影响深远。该刊刊登了大量宫廷史料文献,包含青铜器、古玩、书画等,涉及宫廷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演剧文献亦占不小比例,如戏台、戏衣、切末,全本《鼎峙春秋》、已散轶流失的《画兰》剧本等。本文对《故宫周刊》中的演剧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和初步考证,旨在提高学界对《故宫周刊》文献价值的认识,为宫廷演剧研究提供重要参考。     

“诽谤木”是个什么玩意儿

天安门前的那对华表,是用汉白玉雕刻的。在挺拔笔直的柱身上,雕刻着精美的蟠龙流云饰,远远望去,似柱身直插云间,给人以美的享受。它是中华的标志。华表有着悠久的历史,相传在尧舜时代就出现了。那时人们在交通要道竖立木柱,作为识别道路的标志,叫做"华表木"或"桓表"。另外,还让人们在木柱上刻写意见,因此又叫"诽谤木"。诽谤一词在古代是指议论是非,指责过失,即现代的提意见,并非是指造谣污蔑、恶意中伤。故"诽谤木"类似现在的"意见箱"。     

避暑山庄博物馆馆藏的几幅清代宫廷绘画

清代的宫廷绘画以康熙、乾隆时期最为兴盛,伴随着"康乾盛世"的到来,绘画领域也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画家,在内容、艺术形式和绘画技法上都表现得丰富多样,同时也承载着细致而丰富的历史、社会信息。本文选介了避暑山庄博物馆馆藏的四幅清代宫廷绘画,以供研究赏析。     

“买王得羊”论赵左——赵左《渔隐诗意图册》

在中国绘画史上,除了文人画之外,尚有作家画与民间画二宗。宫廷画则视帝王喜好,多偏向作家画的精工一体,而辅以庙堂富贵之气,同时它也有不乏文人画的雅逸高洁者。而技法成熟的民间画,自然又入作家画之流。所以,真正书写绘画史的两支巨笔,惟有文人画和作家画而已。     

从同治、光绪大婚瓷看晚清宫廷用瓷的使用与筹办

本文在既有研究基础上,以光绪《大婚典礼全图》（以下简称《大婚图》）为线索,结合同治、光绪《大婚典礼红档》（以下简称《红档》）等清宫档案,辨析清代皇帝大婚前后在妆奁、铺宫、筵宴等不同场合使用的瓷器,以及这些瓷器的获取途径、筹办机构等,试图将大婚瓷还原至其所属的历史情境,从而理解宫廷用瓷在国家大典中的地位。     

乾隆宫廷玛纳斯碧玉研究

玛纳斯碧玉与清代宫廷玉器制作的关系问题是清代玉器史研究中的一个空白,相关的研究一直十分薄弱。不少研究者倾向于清宫玉器收藏中存在着玛纳斯碧玉作品,而且数量不少,却苦于找不到一条文献材料证明这些玉器的原料就是来自于玛纳斯,因此,玛纳斯玉也成为玉器史的"迷思"之一。本文以文献记录、清宫档案和故宫博物院的收藏为依据,对清代新疆玛纳斯碧玉的开采进行探讨,对清代宫廷利用玛纳斯碧玉制作玉器的情况详加解析,尝试勾画出清代玛纳斯碧玉开发利用的真实图景。作者认为,玛纳斯碧玉是乾隆时期宫廷玉器制作重要的原材料之一,与清代宫廷玉器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查禁玛纳斯碧玉的指令由乾隆帝发出,查禁期间大量玛纳斯碧玉原料进入宫廷,并利用这些原料琢制了大量玉器作品,宫廷成为此一时期内玛纳斯碧玉唯一的合法利用者。     

汉代宫廷鼓吹乐的政治功能述论

汉代宫廷鼓吹乐是中央集权制的产物,频繁使用于各类宫廷重要礼仪活动中,并非单一的"音乐"事项,而是承载着十分重要的政治功能。西汉宫廷鼓吹的专享性使其成为彰显帝王专权的重要媒介与象征符号;鼓吹赏赐在镇抚边远辖区,重构区域关系,统治异域民族,奖励军功,树立功臣典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用于招待外邦君主的殿廷宴享鼓吹成为汉朝皇帝宣扬国威、抚慰外邦的政治举措;殿廷典仪鼓吹的"发号施令"使君臣关系以及皇帝在朝政中的极端重要性被再次强调;天子卤簿鼓吹的浩荡景观成为夸耀武力、威慑臣民、展现秩序、凸显权力中心的有效手段。     

碧色青青 冰心玉壶-沈阳故宫院藏宫廷青玉雕刻赏析简

中国玉器制作源远流长,在长达七八千年的发展历史进程中连绵不断,相沿不衰。先民们相信,透过通灵的美玉能汲取神明的智能,与天地交流对话。由最初以“苍璧礼天”帝王贵族专属的神器,再到“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士大夫们的佩饰玉,发展成为宫廷陈设、书房摆设的把玩用玉。     

平七与镟玉技术在宫廷的传播

乾隆时期是中国玉器制作史上的巅峰阶段。这一巅峰的出现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诸如清政府对新疆玉源地的完全掌控保证了原料的充足供应,宫室苑囿的建设使高档陈设品需求增加,等等,而其中技术的保障是不可或缺的。乾隆时期一直从南方各地尤其是苏州选拔好手玉匠服务于宫廷,这些玉匠将成熟的制玉技术通过日常的技术咨询或有组织的人员培训等方式逐渐渗透传播到宫廷。通过他们,北京宫廷和地方在制玉技术方面充分融合,宫廷玉器制作水平得以提高。但由于材料的缺失,对于南方制玉工匠在北京宫廷传授玉器制作技术的详细情形,缺少详实而具体的记载。镟玉匠平七材料的发现,恰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突破口。本文以清宫档案为依据,对过去学术界极少关注的宫廷镟玉技术的实践活动进行全面论述,以期填补中国玉器史相关研究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