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责任讲述侵华战争的罪恶——日军驻粤宪兵西谷稔的痛苦忏悔

西谷稔,日军侵华时任华南派遣宪兵队佛山分队九江分驻所所长,1945年日本投降后被苏联红军俘虏,1950年被关押在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中国人民的改造,最终完成从魔鬼到人的转变。1956年夏西谷稔受到中国政府的宽大处理返回日本后,参加“中国归还者联合会”的反战活动,积极揭露日本侵华战争的罪恶。     

北平日伪军警抓麻子始末

2005年有一文史杂志刊载：1939年夏,一日军横行霸道,无恶不作,经常骑马从沙滩北大红楼日本宪兵队出来闲遛,在北河沿遭枪击身亡。据说射手姓麻,翻译官译成麻子脸。因此北平城门紧闭49天,四处抓麻子,黑麻子、白麻子、大麻子、小麻子……以上内容与史实很有些出入,多属民间传言。如今七十岁上下的老北京关于日伪军警抓麻子的事,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其史实却鲜为人知。     

我亲历公审布哈林和苏联六十年变迁

我进入了东方大学 天空上阴云密布、风雪激荡,这预示着一场暴风雪的来临。1935年冬,我尚在东北一个大学读书,时值学校放寒假,我是因事来校的。就在这一瞬间,一辆日本宪兵队的小汽车戛然停在门前,从上面跳下来两个穷凶恶极的宪兵,他们立即将我逮捕。     

关东宪兵队在侵华战争中的三种角色

1904年,日本宪兵队伴随着日俄战争,在维持军纪的旗子下,跟随作战部队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从此一直到1945年8月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宪兵队一直作为侵华战争中的重要力量而存在。名义上,宪兵队是军队中监军护法的机构,在军队里行使治安和维护军纪的权力,并非作战部队,而实际上,日本宪兵队作为一支严酷而又精干的兵种,拥有广泛的权力,他们在占领地配合作战部队攻城略地、搜集各种情报、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残害无辜平民。日本宪兵队在中国分别有“关东宪兵队”“北支宪兵队”“中支宪兵队”“南支宪兵队”等几个部分,其中以关东宪兵队的人数最多,危害最广。     

《日本关东宪兵队报告集》及其史料价值

日俄战争期间,日本宪兵随军队进入东北。日俄战争后,日本攫取了沙俄在中国东北的特权,并在东北成立了关东宪兵队。关东宪兵队成立后,参与了侵略中国、镇压中国人民反抗和在中国刺探情报等一系列活动,犯下了滔天罪行。吉林省档案馆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将关东宪兵队当年没来得及     

日本特高课述论

二战时的日本宪兵队特高课和内务省特高课都是日本天皇制政府的忠实鹰犬,前者负责日本外事和日军思想工作,在中国、朝鲜、东南亚各地破坏抗日组织和共产党等进步组织,不择手段地搜集军事、政治、经济情报,双手沾满了亚洲各国人民的鲜血,给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人民带来极大危害。后者主要负责日本国内事务,残酷镇压社会主义运动和民主主义运动,强制日本国民无条件服从日本天皇制军国主义侵略政策。二战后,前者大部分被处决,后者虽一度被解除公职,但随着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摇身一变成为国会议员和政要。其后人在政界、财界和地方担任要职,继承和发展了他们扭曲的历史观,为日本军队和宪兵特高课翻案,是当今日本右翼思潮的根源之一。     

北大红楼的“伪北大”岁月

沙滩红楼是老北大的象征,铭刻着“民主”与“科学”的历史印记。从1918年红楼建成,到北京大学迁址到西郊燕园,北大红楼与北京大学的关系密不可分。然而在日伪统治时期,这座大楼却与北京大学有了暂时的分离。人们通常把西南联大看作北京大学在这一时期的历史延续;而这时的北大红楼,先是被作为日本宪兵队本部使用,     

“通译”郁达夫

1942年的一天,棉兰日本宪兵部派了几个特务来到印度尼西亚西苏门答腊省城镇的武吉丁宜镇,搜捕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搜捕不到,就找镇上宪兵队要人。化名赵廉的“通译”郁达夫知道陈老已避难爪哇,却用日语对日本宪兵队长谎称：“陈嘉庚明明已乘船回国,棉兰这班家伙还来讨人!”宪兵队长信以为真,对着几个特务大发雷霆：“你们敢讨人,滚开!”那几个家伙挨     

四行八百壮士沦落为丐

<正>平日,坐车经过苏州河,那四行仓库仍屹立着俯视行人,墙上累累的弹痕,像无数个眼睛,深沉沉地瞪着胜利国度的萎靡国民,一想起当日杨惠敏献去的国旗招展在刀山剑阵中的日子,想着顽强的八百个人——是的,八百壮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