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地区古代旅游特征分析

成都地区在古代就因为好游乐而闻名全国,形成自己极具特色的旅游民俗。同时显现出一些极具地方特色的特征——游乐节日应接不暇、场面宏大、官民同乐、商游一体等。     

民国时期旱灾中官民应对与调适——以1934年的江南旱灾为中心的探讨

1934年长达3个月之久的江南大旱灾,考验着政府和民众在应对灾害上的能力,更使官民关系在这场大的灾害面前经受严峻的考验。大旱灾中城乡民众进行的祈雨活动与近代科学的背离,使已逐步接受近代科学的官方人员与民众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各地官员对祈雨活动的态度和应对产生了不同的反应和结果。     

巴西“胖镇”减肥三吨

丹麦是君主立宪制国家,女王是国家元首和三军司令,但王宫极为平实。它由四座普通的老式建筑组成,风格简单朴素,宛如民房。没有森严的警卫,没有高筑的宫墙,没有辉煌的宫殿,甚至连一个封闭的院落都没有。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对韩国“官民分离”政策初探

由于朝鲜战争的影响,中韩两国在政治上敌视、军事上对峙,经济上隔绝。直到1978年12月18日,由韩国政府提议经中国政府反复考虑,两国才实现了中国朝鲜族居民访韩的"探亲交流",中国对韩国的"官民分离"政策正是在"探亲交流"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此后,中韩逐渐实现了体育、学术等领域的"民间交流"。"官民分离"政策虽然没有直接促成中韩建交,但却为两国建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郭嵩焘与刘锡鸿政治思想的比较研究——以士大夫观和英国政治观为中心

本文是郭嵩焘和刘锡鸿政治思想的比较研究.笔者着重探讨在郭嵩焘和刘锡鸿的政治思想中最主要的问题意识是什么、这个问题意识和他们看到的西方有什么关系这类的课题.笔者想强调的是:第一,我们在他们出使之前的所有的文章中能看到他们的问题意识--"士大夫在那时的中国社会应该担负什么任务?"第二,他们从这个问题意识来观察西方社会,特别关注英国的"官"和"民"的关系.并且他们对英国政治的看法之间有思路的差别.     

明治时期的藩阀与政党——以民意为中心

明治维新后,如何处理官民关系,并将民意有效反映在政治上,是政府的一大课题.在福泽谕吉等人看来,只有官民协调,政府积极向民众解释政策方向,在官民互动中把握民意,才能形成好的社会风气,政府才能巩固.议会召开之后,官民关系表现为政府与政党的关系,二者在议会中对抗、妥协,各自标榜对民意的占有.藩阀政府的“超然主义”因自身解释的不足、民党强势反对等,无法充分实现;而民党因组织程序、政务能力等,亦不能有效集约民意,获取支持.经过初期议会的交锋,民党自省以图改革,而伊藤博文亦高唱政党改良,二者趋向一致,最终实现了政友会的成立.     

清末民初成都平原的堰长换任与地方社会——以新津县为中心的考察

清末民初,由于垫支堰费的赔累、预收堰款的困难与水利纠纷的频发,成都平原地区的堰长一职“人人视为畏途”,民间用水群体开始主动向官府“报换”堰长,并形成了适应性办法——轮充制。这些转变却使堰长逐渐脱离了地方精英的身份,“殷实”“谙练”等遴选标准不再被置于首要位置,民间治水在组织运转上陷入困境。官府积极介入堰长换任进程的同时,民堰也试图主动“借用”官府之力以保障堰长制的有效施行。堰长换任这类水利事务所体现出的地方社会官民互动,既存在官方的主动下渗,更展现为民间治水在困境中的能动性诉求,双方的互动是在共同意志下展开的。     

花甲之身勇辟新域 文学名家孤诣生民——从《寿宁待志》看晚明知县冯梦龙官民关系思想实践

通过对冯梦龙寿宁时施政活动实录——《寿宁待志》的分析,展现其管理乡村社会的思想及处理官民关系时的独特性:重视官府与贱民外第三空间力量,弥补官方统治力量的不足,进而探析其在治理晚明福建寿宁时所确立的新型官民关系。     

中世纪前期英国的地方自治形态

早在中世纪前期,英国的地方统治就不同于封建时代中国式的“官治”,而呈现出一定的自治特性。这一自治特性分别表现为“官民合治”与“民官自治”。无论是哪一种情形,其自治形态都属于“国王监控的地方自治”。这种自治形态真实地反映了王权触角的向下延伸与地方集团对王权的制约,它对于英国地方自治的起步、宪政的发展、市民社会的孕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英国成为“地方自治之家”与“宪政之乡”的重要原因所在。     

仓事记载及其历史价值分析——以广西永安州为例

仓,自形成以来,随着社会的需要和发展,与地方史事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就各种仓在广西永安州(今蒙山县)的相关记载分析其中的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