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后期吏部司官分省与官僚政治

基于地域平衡理念,明代吏部司官有每省一员、照省推补的分省惯例。这一惯例的形成及其在明中后期的应用、发展和严格化,与各省官僚群体的支持密切相关。同时,此惯例的发展稳固,又不断培育着官僚群体的乡党意识和参与意识。皇权、吏部在吏部司官选任中的制度性、机构性权威逐步减弱,各省乡党逐渐掌握了从吏部司官到巡抚、提学、翰林、科道等官缺的选任主导权。权移于下、同乡为政的乡党化趋势,令晚明政局中的皇权、吏部、乡党等各方呈现难以整合的对立趋势。     

十八世纪的“技术官僚”

在对十八世纪中国历史的重新审视中,我们不难注意到,清王朝这一庞大的国家,是由一个相对规模不大、人数又不够多的官僚群体在治理着,而且这一时期还有着康乾盛世的美誉。这就告诉我们,这些官僚中必须要有     

明朝灭亡原因之一是乌纱帽太多

乌纱帽在唐代只是一种日常便帽,宋元时也未将乌纱帽作为官帽。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在洪武三年规定：“凡文武官常朝视事,以乌纱帽、圆领衫、束带为公服。”同时又规定,凡是年老退休的官员,以及侍奉父母辞闲之官,允许继续戴乌纱帽,而因事罢官者,则服饰与百姓一样,不允许再戴乌纱帽。显然,明朝将乌妙帽与官紧紧地束缚在一起,加以制度化,这就使乌纱帽与封建特权画上了等号。明中叶后,官僚政治机构日益膨胀,官多如毛,乌纱帽也滔滔天下皆是。物极必反。至明末,官场已是腐败透顶,乌纱帽简直成了黑暗的象征。明人小说中有人曾尖锐地…     

中国反官僚政治历程初探

中国官僚政治产生于古代封建社会。中国人民在反帝反封建革命中 ,开始革除官僚政治。其间经历三次较大规模的进攻 :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和建立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期间 ;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创建人民共和国之后 ;2 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的改革中     

铁券通论

铁券,作为古代帝王赐给功臣并使其世代可享受某些特权,尤其是犯常罪免死的凭证,很早就在中国出现。在唐以前以贵族政治为主流政治形态的社会里,它的存在是贵族政治的产物。但在官僚政治成为社会主流政治形态的明代,朱元璋却把给功臣赐铁券这种贵族政治的产物制度化。但这种制度很快就被后世君主的个人政治要求、大臣向皇帝乞券、宦官干预颁赐或直接剥夺某些功臣的铁券而破坏。使铁券的颁赐出现一系列异化。明太祖把铁券实施的制度化以及明中后期铁券实施的异化,在官僚政治成为主流政治形态下仍存在贵族政治的前提下,是一种历史倒退。因为铁券是君主专制的产物,同时它又对君主专制和封建法权构成了破坏。     

明清时期地方官衙浅论——兼论城市空间文化

在被赋予政治属性的中国传统城市中,地方官衙可谓最引人注目的建筑物,在其宏阔的建筑群体中,以前堂后寝、左祖右社、重门复道等空间布局与结构最具特点。从文化渊源来看,它是“王者营国”的古代礼法观念与等级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一个被理想化了的国家空间模式,但它却在官衙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体现。而官衙与家居的合二为一,正是我国古代帝王家天下的体制与传承制度的产物。明清时期演绎的仍是家天下的历史,它决定了官衙体制的因袭与不变。而透析官衙建筑,也可以看到官僚政治的某些特征。     

致君尧舜与皇权独尊——解缙悲剧人生的历史解读

解缙是明初历仕三朝的谏诤名臣,其才高不达的人生悲剧具有深刻的社会原因。在明初专制皇权高度膨胀的历史条件下,解缙是君尊臣卑、嫉贤妒能的封建官僚的政治牺牲品,是＂位卑言高则为罪＂言谏戒条的牺牲品。     

关于秦以降皇权官僚政治与贵族政治的复合建构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中国社会形态问题的研究引起了学界的极大关注。特别是冯天瑜《封建考论》一书出版以来,赞成废弃中国中古时代为封建社会的人日益增多,并相继提出各种提法来取代封建社会这一概念。2010年5月,《文史哲》编辑部举办的秦至清末:中国社会形态问题专题学术研讨会,更是推动了这一进程。到目前为止,学界关于中古中国社会形态或社会性质,已经提出了诸如封建帝制时代、帝国时代、帝制时代、专制个体型家国同构农耕社会、皇权社会、帝制农民社会、郡县制时代、选举社会、专制社会等等各种提法,而每一种提法都没有赢得多数人的认可,相关研究呈现出理论解放之初百家争鸣、莫衷一是的局面。在不同提法背后所潜藏着的是不同的判断标准、不同的方法论思想,如果就此问题展开探讨,则可能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因此,本刊邀请相关学者撰文,就中国中古社会性质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进行探讨,并希望有更多学人参与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