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探析

在十八大中,城乡一体化又被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加以重视。目前,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于城乡一体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就是"三个不",即: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要想正确认识并解决存在的问题,我们只有从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体制机制改革中找到方法,解决存在的问题。那样,即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又有利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还为我们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开辟道路。     

新中国行政监察体制的建立与初步运行（1949—1954年）

1949年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是高于部级的行政监察机构,它成立后一边积极开展行政监察工作,一边不断完善各级监察机构和政策法规。周恩来领导制定了监察工作的基本方针、基本原则和若干具体政策,并提出要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发动群众开展监察工作。1949—1954年,我国行政监察体制的建立和初步运行取得了显著成就,紧密配合当时党和国家的主要工作,制定实施了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逐步形成了较完善的行政监察体系,其实践探索对深化当今我国监察体制的改革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     

南京沦陷时期金陵大学的“两地办学”体制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南京的金陵大学内迁成都,不过出于维护校产的考虑,该校一部分中、美籍教师留守南京。南京沦陷时期,金陵大学分别在成都和南京办学,致其治理结构发生调整。在校董会无法召集的情况下,校方进行了制度修补,虽然战前的治理架构未发生本质性改变,但是南京校园的办学及其校务机构的相对独立,使金陵大学形成“两地办学”的体制。“两地办学”体制维系并强化了南京各校的政治底线,使留守南京的教职员开办中小学教育与社会教育,坚持不向日伪当局立案,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     

遏制地方:明清大运河体制下济宁社会的权力网络与机制

明清时期济宁地区的商品化、城市化由中央政府的漕运引发和支持,大运河的运转重塑了济宁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设置在济宁的运河官僚体制在地方政治格局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卫所等建制也制约了州治的一般行政功能.国家的政治制度、结构在地方社会的存在,通过在地官僚机构及其官员的角色与地方经济、文化发生作用,从而深刻地影响了济宁城市社会的政治属性.其结果是,济宁这样经济、文化发达,地方主义突出的城市依旧难以摆脱大一统国家政治社会结构、机制的限制以及传统王朝国家治乱分合的轨辙.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1927-1937)财政体制改革初探

本文对南京国民政府前期(1927-1937)财政体制改革进行研究。文章介绍了财政体制改革的历史背景,重点探讨了南京国民政府财政体制改革在行政、财政及税务等方面的具体措施。     

日立,插上“社会创新”的翅膀

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20年,在日本称为"失落的20年",太多的企业在这期间走过了一段十分艰难的路程。在这样的环境下企业要取得发展,靠什么?首先是需要突破内部陈旧框架的限制,重新布局生产体制;其次是走出国门,去开拓新的市场。"日立在不断追求社会创新,将我们的硬件与IT技术融合起来,去实现这样的目标。"日立制作所执行役会长兼CEO中西     

从中国传统体制的角度来探析晚清的衰败

自鸦片战争以来,一方面中国的王朝政治正统正在逐步遭到侵蚀,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政治文化开始逐渐发生变化;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社会的固有因素仍在延续,而且东西方文明碰撞时,传统因素往往生出巨大的反弹力。双重合力的影响最终导致了满清政府能力的不断下降,使其不断沉沦于世界体系之中。     

明代年例银制度形成探论

明代年例银制度是经过长期演变逐渐形成的一项军事供给制度。宣德十年(1435)首先出现京运银,历经景泰、天顺时期,京运银两中有一笔银两开始向"岁例"发生制度性转变的趋势;成化、弘治之际,"常数"、"岁运"、"岁例"、"年例"、"年例银"等名称的出现是这笔京运银两制度化发展的结果,标志着明代年例银制度的初步形成;嘉靖十六年(1537)年例银一年一发的规定以及年例银会计预算制的出现,意味着明代年例银制度的完全确立。年例银制度的形成和确立,改变了明代国家的军事供给体制,是明代军事财政史上的一个重大变革。     

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中文化保障体系的构建

文化与社会治理具有紧密耦合关系,先进文化可以为社会治理提供有力支撑。现阶段文化保障的缺失极大地制约了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进程。实现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转变,需要高度重视道德文化等非正式制度安排的作用,综合运用包括文化在内的多种社会治理工具来改进社会治理方式,通过培育公民文化、重塑信任文化、加强文化建设等举措建立完善社会治理的文化保障体系。     

晚清东亚变局与近代“外交”一词的起源——以中朝关系为中心的考察

朝贡体制下的中外交往,以礼仪上的君臣尊卑关系为主要表征,与基于条约体制的近代西方外交有所不同.近代“外交”一词的起源与流通,是西方主导下东亚变局的直接产物,并与中朝关系的近代转型密切相关.作者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一是先秦特定语境下的“人臣无外交”作为后世对外关系的专用词语,在清代中朝两国汉文文献中的使用情况,进而指出它与朝鲜事大理念的内在关联;二是近代“外交”一词出现之后,关于中朝关系及朝鲜与欧美关系的讨论,成为近代“外交”一词的一条重要流通渠道;三是近代“外交话语”的形成及其思想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