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宗法家族支庶祭祀再认识

"支子不祭"是战国礼学家抽绎的祭祀规则,主旨在于重嫡抑庶,维护宗法家族的长治久安。勘诸两周社会,可见"支子不祭"确为通常情况下的祭祀原则。但是在社会流动加大、宗法家族既衍生又分化、支庶实力超越嫡长等情况下,支子完全可以独立祭祀,且祭祀范围远超礼书所谓"庶子不祭祖"、"庶子不祭祢"的限定,也非"大夫三庙"、"士二庙"所能概括。对"支子不祭"历史实践的考察,不仅展现了两周时期家族祭祀制度的变迁过程,也加深了对宗法制内部"尊尊"和"亲亲"之间张力的认识。     

汪道昆的谱本宗与宗法收族理论

徽州为明清宗族制度发达地区,这也是徽州士大夫文人宗法制度庶民化努力的结果。宗法制度庶民化并不仅仅是宗法制度贯彻实践的问题,也包含士大夫文人对民间宗族建设活动的宗法理论解释。汪道昆的谱本宗主张及其修谱活动就是建立在民间宗族的祖先谱系文化基础之上,反映了世家大族的独立性追求与以村落宗族为中心的社会现实;其强调的亲亲收族是对谱本宗活动的宗法理论新解释,民间宗族建设实践推动了宗法制度的庶民化发展。     

论客家宗法宗族文化及其对拜上帝会的影响

本说的“客家”是一种学术专名,特指历史上在赣闽粤边区化育成型的汉族新兴民系,该民系主要由南方百越后裔和北方移民融合而成,其中前居于主体地位。两宋以来,在复兴“三代之治”的社会思潮推动下,出现了宗法宗族制度庶民化的趋势。明清时期,在赣闽粤边区长期延续的百越山地氏族化,实现了向宗法宗族化的转型,与此同时,客家先民族群也随之化育成为汉族新系民系。客家宗法宗族化是直接从百越山地氏族化转型而来的。[第一段]     

明清徽州宗族的异姓承继

婺源腴川程氏宗谱和休宁二十七都五图黄册底籍所载资料证实,明清徽州宗族的异姓承继相当普遍,绝非个别现象。同宗继子乏人是异姓承继的原因之一,保全家产为异姓承继的重要经济因素。异姓承继亦有感情问题。血缘关系是宗族组织建立的基础,宗祧承继为宗法制度的一个核心内容。明清异姓承继的普遍及有关法规的调整,表明封建宗法关系的松弛。宋代以后的宗族既有发展的趋势,也有从内部开始瓦解的倾向。     

宗法、婚姻与周代政治——以青铜礼器为视角

青铜礼器是周代政治等级的象征物,同时又有特定用途。其用途大抵与宗法和婚姻有关,这从一个侧面提示了宗法和婚姻在周代政治中的重要作用。     

论陈忠实《白鹿原》中的宗法文化思想

陈忠实以深厚的生活和艺术功底建构了一个蕴涵丰富、容量巨大、艺术震撼力强劲的独特世界,这就是他笔下的白鹿原,尤其是其中的文化意蕴更是深深地吸引着我们。《白鹿原》通过宗法文化思想来揭示历史,以一种广阔的文化视野对20世纪中国农村,尤其是陕西农村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全景式的观照,以次来展示生命存在的沉重和历史的沧桑变革,展现生命存在和历史的文化内涵,展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复杂性。     

清代宗族的社会属性——反思20世纪的宗族批判论

清代的宗族具有大众性、自治性、互助性、民主性、宗法性、依附性诸种特性,概括地说她是含有宗法成分的自治性互助团体。她的宗法因素,不能夸大为"宗法性质";宗族自治、互助的功能,适应了民众生存生活的需要,起着积极的社会作用,应予肯定和尊重;宗族文化中的互助精神、自治意识、亲情意识是宝贵的中华精神文化遗产,为建设当代社会文明的有益资源。在20世纪,激进力量对宗族的否定,乃至取缔的态度,视为天经地义,但是作为历史则是可以、需要重新研讨的对象。尊重历史,还原宗族历史的本来面貌,乃必然之理。     

书院、家祠与祭祀文化

从孔子之学到书院制度,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国书院始于唐末,盛于南宋,延续于元、明、清。它与我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极为深厚。从一定意义上说,它的产生是古代教育改革的产物。正因为如此,具有学校性质的书院,既不同于官学,又有别于私学。它是介乎两者之间的一种民办官助并受政府控制的教育组织机构,但又与后来清末民国创办的学校不等同。     

昭穆制度异议

周代"昭穆"是表示字辈的概念。父子之有昭穆,犹兄弟之有伯仲,伯仲用以区别同辈之长幼,昭穆意在辨别异辈之尊卑。昭穆依附于宗法而存在,在宗庙祭祀制、宗族伦理和继承制中产生作用,是宗法诸制度中的一项位序标准,其意义在于明确由辈分所决定的族人的地位尊卑,使宗族人伦关系明晰化、有序化。昭穆不是宗庙制度,也不是墓葬制度,是辈分概念却不是行辈标志"制度"。"昭穆"概念的产生与原始氏族社会及其婚姻形态毫无关系,也与所谓"母系分宗"无涉。昭穆是循环字辈,适应宗法强调区别尊卑长幼的需要而产生,虽与宗法有关,但与传子制或祖孙父子关系的亲疏毫无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