绅商与广西游民的救助--以清末至民国时期为背景

清末至民国时期,广西的游民问题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单纯的政府救助不能满足游民对救助的需求,必须倚重民间救助。绅商作为两者的重要代表,在对游民的救助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做了大量的安抚救济工作并解决了部分游民的再就业问题,产生了一些积极效应。     

唐代西南地区地方长吏对少数民族的安抚

西南地区山川险峻,物产丰饶,经济、政治、军事战略地位重要,有唐一代,西南地区所面临的形势是较严峻的,外有强邻吐蕃南诏,内部民族种族众多,但整个唐代,西南地区社会基本和平稳定,经济一直向前发展,尤其是巴蜀地区,被称为唐之"外府"。其中原因之一,缘是西南地区地方长吏贯彻执行了中央的民族政策,成功地安抚少数民族,营造了安定的社会局面和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社会氛围。     

来时诗少去时多——刘克庄在广西的诗歌创作

南宋嘉定十四年（1221）,广西经略安抚使胡枫征辟名义上奉南岳祠实际上赋闲在家的刘克庄入幕府,刘克庄先辞后允,携家入桂,嘉定十五年春抵达桂林,时年三十六岁。当年冬,刘克庄离桂北归。刘克庄此次赴桂,春至冬去,前后不满一年。时间虽然短暂,但他与同僚登高望远,游奇览胜,过得十分愉快。其《送陈子东序》说：“予从事广西经略使府,潜仲适佐漕幕。岭外少公事,多暇日,予二人游钓吟奕必俱。神崖鬼洞,束组盲进。唐撬宋刻,剜苔疾读。     

张孝祥在广西的文学创作

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七月,34岁的张孝祥出知静江府（治所在今广西桂林）,兼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次年六月即被人进谗言罢职北归。在广西任职的一年时间里,张孝祥不仅“治有声绩”（《宋史·张孝祥传》）,还创作了数量可观的文学作品。有人说：“张孝祥在桂林写下了20多首诗词。”（南国早报编著《寓桂历史人物》第166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出版）但据笔者统计,     

北宋华北战区军政区域规划与粮食补给

河北安抚使路是北宋在宋辽边界地区设立的军政区划。本文就河北安抚使路划分的原因从军事地理和粮食补给两个角度进行剖析,合理解释了河北各安抚使路的整体布局和形态差异,突出了军事交通地理和后勤补给运输路线在影响安抚使路划分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唐代西南地区地方长吏对少数民族的安抚

西南地区山川险峻,物产丰饶,经济、政治、军事战略地位重要,有唐一代,西南地区所面临的形势是较严峻的,外有强邻吐蕃南诏,内部民族种族众多,但整个唐代,西南地区社会基本和平稳定,经济一直向前发展,尤其是巴蜀地区,被称为唐之“外府”。其中原因之一,缘是西南地区地方长吏贯彻执行了中央的民族政策,成功地安抚少数民族,营造了安定的社会局面和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社会氛围。     

张械与广西文化

南宋著名理学家张拭于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接替范成大知静江府（今广西桂林）,兼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时年四十三岁。淳熙五年,张械除荆湖北路转运副使,改知江陵府、荆湖北路安抚使。张杖在广西任职四年问,颇有政绩,除了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取得成就外,对广西文化的发展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清人汪森《粤西丛载》卷十七《粤俗》历数对广西文化有突出贡献的历史人物,首先提到的就是张械：     

明代建阳版刻红拂记

明代福建建阳书坊均称书林,或简称“建邑书林”。建阳别称为“潭阳”,所以也有称为“潭阳书林”、“潭邑书林”或“闽建书林”。还有一种情况,是“潭阳××”,以地望在人名之前,也说明是建阳版刻,不过,这种情况还是不多见的。据张秀民先生考证,明代建阳书林有堂名刊刻书籍流传下来的有47家之多,主要都在建阳、建安书林只有数家。宋元两代建阳。建安书坊刻书业以刘姓为多,余姓稍次。而明代余姓12家,刘姓为10家,依次为杨、叶、郑、熊等诸姓。建阳余氏书业起源干宋代广西安抚史余同祖,宋元时极盛一时,明初稍衰,至万历时又兴盛起来。从中国出版史乃至世界范围的出版史情况来看,余氏自12世纪至17世纪几百年来家族承前     

江苏都督程德全安抚会党政策的失败

在辛亥革命的过程中,革命党人曾利用会党的力量,来推翻清朝政府。但即使在革命过程中,革命党人也深感会党首领难用,对会党的利用,并没有构成真正的革命力量。当民国成立之后,全国统一,无论是属于那一政治派系的各省都督都面临着会党破坏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经济建设的问题。因此,如何解决会党的问题,成为政治领袖们十分关心的一个问题。许多省份,例如,同盟会──国民党都督执政的江西和共和党都督执政的浙江,对会党进行了严厉的镇压。但孙中山等革命领导人,提出了改造会党的主张。在此主张的基础上,并在对实际政治形势进行权衡…     

民国新疆地方政府对游牧民族的统治政策

民国时期,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及国民党先后主新,对新疆的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等游牧民族采取了不同的统治政策.杨增新实行抚绥、羁縻政策,金树仁实行民族歧视政策,盛世才实行假民主下的民族压迫政策,国民党政府实行民族同化和安抚政策,从而使新疆游牧社会处在或表面稳态或突显动荡的境况与态势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