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经学的演变与更新

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认为：魏晋为经学中衰时代,南北朝是经学分立时代,并不能代表这个时期经学的全貌。东汉末年郑学的出现,标志着经学兼容古今而演变的方向。三国时期经学在南方传播,出现了南北互动的新气象。魏晋经学在北方继续传承,并在演变中得到发展。十六国北朝各少数民族统治者“变夷从夏”,缩小了胡汉民族文化的差异,中原儒学虽历经丧乱而得以存续,更值得注意的是妇女也参加了经学教学与学术传承。北朝经学继承两汉以来的传统,比较重视考证,而不善于创新。东晋南朝儒学受玄学的影响,清谈之风推动了儒释道的交流,教育格局多样化促进了儒学的玄化。所谓“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出现了南北学风的不同趋势。陆德明撰《经典释文》,由陈入隋入唐,将南学传入北方。颜师古、孔颖达定《五经正义》,亦多从南学。南学终于成为唐朝经学的主流,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清代宝应刘氏家学历久传承原因述论——从家风、家教及姻娅说起

宝应刘氏培育出多位学者,家门著述颇丰,终清一代学术传衍不辍,这与刘氏谨严的家风、良好的家教、稳定的姻娅圈密不可分。刘氏尊奉祖训、谨身节用的家风,有助于族人中形成励志向学、敦品立行的氛围;家塾的授业与长辈的指导,有利于子孙文化的普及与学问的精深;稳定的姻娅交往圈,将文化家族中的女性带入刘家,便于羽翼家族教育,辅助家学传承。此外不断适应学风的治学特点,使刘氏家学得以保持旺盛的学术生命力。对宝应刘氏家学传承问题的归因,进一步丰富了家族史与学术史研究,特别是对清代学术转型课题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延安整风运动历史考察——基于学风建设维度

热爱学习,努力学习,精于学习,是中国共产党的传统优势。延安时期,是中国革命发展变化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关键阶段,党所以能够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实现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与良好的学风建设是密切分不开的。这一时期,通过卓有成效地开展学习运动,全党深刻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并通过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树立了实事求是的良好学风,通过弘扬理论联系实际、唯物论、辩证法等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逐步使全党克服了主观主义的学风,提高了全党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水平,培养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焕发出勃勃生机。     

范文澜:倡导优良学风,捍卫历史学的科学性

建国后十七年,史学界实际存在着两种学风,一种是教条主义学风,在1958年以后一度盛行;另一种是倡导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刻苦钻研的学风。范文澜恰恰是后者的代表人物,他作为正直的史学家,十几年如一日潜心治学,精心修订和重写《中国通史简编》这部巨著;作为近代史所的创建者,他卓有成效地提倡和培育了全所坚持不懈、勇于创新的优良学风,他在领导中国史学会的工作中,更是贯穿了高度重视扎实的史料基础和提倡严谨学风的指导思想,当教条化的错误潮流袭来时,他挺身而出进行抵制,表现出捍卫历史学的科学性和尊严的高风亮节。     

金毓黻与南北学风的分合

中国近代学术界的学分南北,在后来主流的叙述中,隐然成为新旧的同义词,并有连续的人脉关系,化作成见与心结,继续操控学界的动向。实则南北各有新旧,一般学人也不作此是彼非,壁垒森严的划线。出身北京大学而非新文化派的金毓黻,凭借1920年代下半期尤其是迁都以来的南北学界对流之风,入主南派大本营的中央大学历史学系。因应国内外学风转移,以及个人阅历学识的增长,其观念与人事均主张融会贯通,捐弃各执一偏的极端,回归学术的大道本原。     

高职院校学风建设的现状和对策

学风建设是衡量高职院校教学质量的一项重要指标,它体现了学校的办学理念,反映了学校的办学和管理水平。本文通过对马鞍山职业技术学院的学风状况调查,分析现状及存在问题,就加强高职院校学风建设提出对策。     

初一数学教学体会谈

初一学生处于半幼稚、半成熟阶段,掌握其规律教学,更应善于引导,使他们旺盛的精力,强烈的好奇化为强烈的求知欲望和认真学习的精神,变被动学习为主动自觉学,习让学生的各种素质都得到有效的发展和培养。     

试论独立学院的学风建设

独立学院是我国教育模式下的创新,对于正规普通院校有着很大的差距和不同。因此,在学风建设上应该从自身的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分析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加强独立学院学风建设的对策和建议。     

校园环境对学风建设的意义

环境既可以被人所创造,同时也对人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校园环境与校园的学风建设具有密切的联系。学风是通过学校全体成员的意志与行动,逐步地形成和固化,使之成为一种传统和风格。良好的校园环境和风格对学生的成长起着重大的作用,对学校的发展和建设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校园环境和学风建设对于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以及学校机制的良好运行有着极其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