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拓创新把方志事业推向前进

在机构改革的风口上，地方志办公室往往首当其冲；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遭到冷遇的也往往是修志人。扬州市档案局局长、地方志办公室主任葛阳生同志，以“一把手”特有的胸怀和胆识，以修志人特有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千方百计保护修志机构，重用修志人员，拓展修志思路，重塑志办形象，其情馨人肺腑，其力催人奋进。揣摩扬州的经验，还有一点令人欣慰：着意创新。创新，就是思想靠前，观念更新，想方设法，盘活历史存量，让史志服务于两个明建设，服务于一方领导的科学决策，服务于人民群众的所思所盼。服务工作做好了，史志人就不会被小瞧而会充满“自信心和自豪感”，史志工作就不会被社会遗忘而会充满“光明的前景”，整个史志事业就不会倒退而会一往无前。     

共产国际误发的毛泽东讣告

一位美国学者的惊人发现在20世纪60年代中美两国处于严重隔绝、中美关系的大门紧闭着的时候,美国学者本杰明·施瓦茨却以满腔的热情扎进共产国际     

扬州市召开首次地方志学术研讨会

2000年11月23日-24日，扬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组织召开了扬州市首次地方志学术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扬州市、县两级方志办负责人，市直有关部门修志办负责人及论作等20多人。会议计有13篇论参加交流，3人作口头交流。     

省级志书编纂琐谈

二轮修志至今,全国方志界对市县志的编纂方式、质量研讨和培训始终未曾间断过,而对省志的编纂进度和质量的关注,对其内涵的深度以及形式规范等方方面面的探究却不多。     

冷战背景下的知识权力博弈——以1967年国际东方学学者会议为个案的探讨

20世纪60年代,在官私机制的大力扶助下,以“东方”(亚洲和北非)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美国区域研究达到高峰期,并在国际上产生巨大影响力。然而,区域研究范式从一开始就面临挑战和批判。冷战“心智之争”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东方学对亚洲研究构成了挑战;战后美国全球霸权的形成和权力分散化的双重趋势,亦使美国学术范式遭到来自亚非学术界的激烈批判。1967年在美国安娜堡召开的国际东方学学者会议,是冷战背景下区域知识生产与传播背后的权力分配与竞争博弈的典型表现。安娜堡会议折射出知识权力博弈的三重景观：其一,传统东方学与区域研究尝试从不同路径重塑研究对象的博弈;其二,美苏之间力图填补“知识真空”,通过知识生产与传播来竞争影响力和话语权的博弈;其三,亚非学者抵制欧美国家试图借助知识传播重构新旧殖民主义的博弈。     

方志版权意识的兴起与“修志姓氏”的设置

明代正德年间,我国方志开始在卷内设置“修志姓氏”,这标志着方志版权意识的觉醒。万历时期,“修志姓氏”逐渐规范,我国的方志版权开始走向成熟。清代道光时期的方志开始在每卷内细述该卷的负责人员,征示着现代方志署名的先声。方志版权意识的兴起,是在方志学发展的基础上诞生的,伴随着士人对方志认识的加深,以及朝廷上下对修志的重视,署名越来越成为参修人员的迫切需求。     

大明通宝钱浅见

大明通宝到底于何时铸行，多年来一直没有定论，至今泉界争议犹多。据史籍记载，大明通宝的铸期有多种说法：洪武年铸说；嘉靖六年铸说；隆庆年铸说；万历年中铸说；南明鲁王铸说。历年来经过泉家学的不懈探讨研究，如今洪武、嘉靖、隆庆三朝铸造之说基本已可持否定态度。     

周保松 活得好跟活得高尚是一回事

新亚书院有风景。 几排细竹，三两株老榕，一池映天清水。远处是海，是山，是漂移着美丽卷积云的蓝天。     

对县级以下层面依法修志的思考——以县级市张家港市为例

本文提出县级以下层面依法修志是实现民族腾飞的必由之路。首先,实施县级以下层面依法修志是保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千年大计;其次,实施县级以下层面依法修志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敬畏与尊重;再次,要认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依法修志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要赋予县级地方志机构依法修志的执法权。首先,地方立法机构要出台更具操作性的依法修志细则;其次,要赋予县级地方志机构行政执法权。再次,要把地方志工作纳入依法行政的考核机制。唯有如此,县级以下层面志书的编修工作才能真正走上法制化的轨道,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得以发掘和传承。     

征稿启事

《新疆地方志》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编委会主管、主办,是新疆唯一一家地方志理论研究、学术指导性刊物,国内外公开发行。主要办刊宗旨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以现代文化为引领的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指导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为推动新疆地方志事业又好又快发展发挥重要的宣传和理论指导作用。《新疆地方志》组织开展方志理论研究、传递修志信息、交流修志经验、指导修志实践、评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