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人在处置昆明学潮问题上的分歧

抗战结束后 ,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学潮不断。面对学潮 ,蒋介石一向态度僵化 ,必欲将之消灭于萌芽之中 ,惟恐被中共所利用。而地方军政当局因守土有责及利害所关 ,更不免反应强硬 ,往往大打出手 ,造成惨案。对此 ,身居教育系统的国民党负责人及国民党籍教授们虽不以为然 ,又无可奈何 ,只能亡羊补牢 ,居间调和 ,力求将损害减少到最小程度。但随着类似事件频频出现 ,一些国民党人由抱怨不满 ,到逐渐与国民党离心离德 ,几不可免。从国民党人在“一二·一”惨案善后问题上的不同态度中 ,即可一窥其端倪。     

学潮与教授:抗战前后政治与学术互动的一个考察

抗战时期,昆明获“民主堡垒”的美誉与中国高等学府之南迁自有关系,但若把民主、自由思想在联大等大学中的成长壮大,完全归结于自由主义、中间势力的影响,或者中共地下活动的发展,显然不全面。国民党在校园的活动,特别是一些学术活动十分活跃,其目的虽在“党化”校园,但也使不同政治色彩的教授参与其中。教授中间的左、中、右三派曾和平共处,交往频繁。随着内战的全面爆发,国民党对学界的政策,从笼络转向高压,惨案迭次发生,左、中、右三派的重叠交叉不复存在。从抗战后期教授、学生和政府之间的三角互动中已可见国民党败势之端倪。     

二十世纪初的新疆留学潮

现今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是中亚一座闻名中外的文化古城,其在20世纪初特别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后经济、科技、文教事业有了进一步发展。     

1946-1948年北平学潮:国民政府中央与地方处置的歧异

随着内战的全面爆发,国统区的学潮风起云涌,国民党高层对学潮的政策也日益严苛,采取种种高压手段镇压学潮.北平作为北方的政治军事文化重镇,学生运动备受各方瞩目,但是北平当局内部处理学潮的态度却不尽一致,国民政府中央的意志在北平并不能完全得到执行,在学潮的实际处理过程中,北平出现了中央系与非中央系在处置方式以及效果上的不同,这种歧异实际上折射出中央与地方之间权势争夺的特殊面相.     

李四光与鲁迅的一场笔墨战

女师大学潮 要说清李四光与鲁迅的这场笔战,先要从上世纪20年代颇为知名的风云人物杨荫榆说起。     

蒋介石与战后学潮(1945—1949)

战后频发的学潮集中暴露出国民政府在外交、经济、地方管制等领域所面临的严重危机。作为执政者的蒋介石,其学潮应对却是无解的困局。首先,蒋难以有效控制党内各级干部,甚或各派系为争权夺利主动参与乃至组织学潮,蒋受主客观环境困扰,无法有效消除派系政治的破坏性影响。同时,蒋学潮认知思维模式固化,过于强调中共的领导作用,忽视了学生合理诉求与党内弊端。而蒋在处理各类学潮的过程中,没有清晰的应对策略,往往在制裁与疏导、纵容与压制之间犹豫不决,国民政府在各地连续不断的学生抗议声中迈向崩溃的边缘。     

近代中国第一留学家族——珠海唐家唐氏

明朝中叶以后,葡萄牙占据澳门,澳门及其附近地区因此成为最先灌输近代西方文明于封建中国的＂珠澳中西文化走廊＂。近代以后,＂珠澳中西文化走廊＂孕育出近代中国最早的留学教育活动,引领近代中国百年留学潮,并孕育有南屏容氏、唐家唐氏、北岭徐氏、梅溪陈氏、南溪薛氏等闻名于世的留学家族。     

甲子北伐纪略

李西屏(1887～1960年),原名翊东。湖北黄冈人。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考入黄州府中学堂,与同学詹大悲等参加证人学会,鼓吹反清救国。宣统元年(1909年)因鼓动学潮,被校方除名,遂往武昌入湖北新军第八镇工程营当兵。后考进湖北陆军测绘学堂,经方兴介绍加入共进会。1911年初,与喻育之等人在校内发起“剪辫子运动”。1911年10月10日晚8时许,工程营呜枪发难。李随即与方兴、甘绩熙率同学直奔楚望台军械库领取枪支,接替原守兵守卫军械库。     

“飞机抢运洋狗”事件与打倒孔祥熙运动——一份不实报道引起的学潮

多年来,几乎所有相关的历史著作都在宣扬：抗战中,香港危急之时,孔祥熙家族却利用飞机抢运洋狗。有些作者甚至绘声绘色地描写一向飞扬跋扈的孔二小姐如何在飞机上持枪强迫其他＂党国要人＂为洋狗让出位子,犹如当时在现场一般。而最初报道这则消息的《大公报》,在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倒孔运动后,却在次日承认＂事属子虚,自认疏失＂!这桩牵涉宋庆龄、黄炎培、蒋介石等众多重要历史人物的公案,真相究竟如何,请看著名历史学家杨天石撰写的《一份不实报道引起的学潮》。     

“人格”的四重奏:五四运动前后女校学潮中的群体心理与社会历史(1911-1925)

本文通过考察民国时期女校学潮中学生的心理及其得以产生的日常情境与历史环境,试图探讨宏观层面的社会历史对学潮学生的主观性倾向和“捍卫人格”的精神气质的影响。正是通过这些个体心理与宏观结构的关联,才能对学潮女学生的言论与行事有更为共情式的理解。学潮女学生经常提到对“人格”“女子人格”的捍卫。“人格”作为一种话语,除了表达女学生面对外部环境、捍卫独立与自由的社会性意涵,还具有对于历史上传统女性缺乏“人格”的克服与超越;同时,捍卫人格的学潮实践在伸张个人价值的同时,更包含了对“女子人格”这一群体权利的维护。这四重内涵共同构成了此一时期女学生对于自我的整体性认识,对于理解近代新女性的自我与人格有着重要的意义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