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满族的皇家宗法与其皇位继承制度

本文论述满族皇家宗法的特点是严嫡庶之分、长幼之序,清初尤为明显,汗(皇)位传承及竞争只 在嫡出者之间进行,且有一个由兄终弟及向父死子继的转变过程,这与辽、金、蒙元等少数民族政权及汉族早 期王朝的情况相同,符合一般规律。清入关后,皇子之间嫡庶身份差别趋于缩小,在废嫡或无嫡的情况下皇位 传于庶出者,与两汉、唐、两宋、明等朝多庶出者继承皇位的状况也相同。     

清太宗出身考

清太宗皇太极之出身,关系到清史中的一些政治问题,迄今仍是疑案。本文通过幼年皇太极及其生母叶赫那拉氏曾与努尔哈赤共居正室、叶赫那拉氏本人姿质、与丈夫的关系、母家之门阀、努尔哈赤原嫡妻富察氏之被废弃,以及努尔哈赤为汗时后金对叶赫那拉氏迁葬礼予以的最高规格的礼仪等等史事的考析,论证叶赫那拉氏曾继富察氏之后而为正室大福晋,进而说明皇太极出身嫡室。也正因为如此,皇太极继位前才与其他嫡子一样,被汗父封为旗主、大贝勒。所以,他的继位并非以庶嗣统,也非以庶夺嫡。     

“天朝”与“蕃国”之间：齐梁品位结构与政治体制中的嫡皇孙

南朝齐梁时期,面对政治体制困局所导致的宗王对皇位继承秩序的威胁,朝廷开始重视嫡皇孙的地位。其集中表现,便是在爵位、仪仗、车驾、朝位、个人任职资格、国官僚属任职资格等品位结构中的各类位阶上加崇嫡皇孙。与此相对应,萧齐时期还在观念中完成了对嫡皇孙的身份塑造,使嫡皇孙兼具了“天朝”与“蕃国”两种身份。一方面,“天朝”与“蕃国”之间的身份地位,同时确认了嫡皇孙的皇位继承权和宗室参政权,与品位结构层面的加崇相互配合,体现了品级、等级与观念的一致性,凸显了嫡皇孙的嫡嗣身份,提高了嫡皇孙与皇太子的地位,形成了一套用于稳定皇位继承秩序的制度、观念机制。另一方面,在具体施行过程中,受政治局势的影响,上述制度、观念机制也经历了选择与调整,最终在梁后期得到完全行用。对嫡皇孙加崇现象的考察,有助于我们理解南朝政治体制的特殊性。     

从仲爯父簋铭看周代宗法

仲爯父簋器铭“南申伯大宰仲爯父”之“伯”表示仲爯父的宗子身份,此处“伯”意即族长,与排行仲并不矛盾。周代“伯”具有族长、嫡长子两重含义,仲爯父簋铭表明,周代金文中称“伯”的宗子,其行第未必一定是嫡长,而行第不是“伯”的贵族,未必一定是小宗。嫡长子继承制是周代宗法的基础,在当时没有被严格执行。     

明代徽州家谱中的嫡庶之争——《珰溪金氏家谱补戚篇》解读

《珰溪金氏家谱补戚篇》是唯一一部以庶母为主体的徽州家谱。它的出现是明代庶母社会地位提高的反映,是晚明徽州社会变迁的产物,也是庶生子不断努力的结果,其独特的历史文献价值应当引起重视。但这一独特家谱仍然严格遵循儒家伦理和明代律法,不代表传统礼教受到冲击。     

重读王国维《殷周制度论》

王国维先生做《殷周制度论》,以卜辞材料论证殷以前无嫡庶之制,为古代宗法制度研究上的一大发明。但此文以晚出的宗法理论材料与卜辞材料做对照研究,认定立子立嫡之制起于周初,为周公所创,是为周人改制之最大者,存在一系列失误。商代宗法的基本体制应是依父系分族而仍依母系分宗,周初尚大致承此体制,而与晚周宗法大不相同。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也不是历史实情。     

略论殷墟王陵制度的形成

无论是传世文献还是甲骨金文,均反映出晚商时期有一个嫡庶观念逐渐加强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与殷墟西北岗王陵区不断突出王墓的作法是一致的。两个方面均反映出晚商王权的逐步加强以及父死子继王位传承制度的逐渐巩固与最终确立。西北岗王陵西区是比较纯粹的王陵区,但东区埋葬的人员较为复杂,只能看作是一处高等级王室墓地。西北岗王陵区可能开启于殷墟文化一期偏早阶段,并可能一开始就大致划定兆域界限。武丁在位时期可能对王陵制度作过重大调整,即西区只葬殷王,其他成员只能葬在王陵东区、小屯宫殿宗庙区西南部墓地以及后岗西区墓地等处。殷王陵不奉行夫妻并穴合葬,王与后分处。但王陵东区有异姓陪葬的现象。殷王陵区有象征国家政权的一面,与殷墟其他普通族墓地有较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