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象征的"紫禁城"--近代北京民间香会妙峰山行香走会主题之一

制度是人类文化创造的最高表现,它鲜明地体现了人类对于自身、自然世界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认识。作为行为规范的各种制度,为人类的文化创造提供了基本的保障。制度会极大地促进或限制人类创造能力的发挥。     

京西村落里的花会--庄户、千军、台古幡会

对于北京民间花会的研究,总的来说是集中在对以碧霞元君信仰为背景的妙峰山香会的研究上,而其中又以北京城的香会组织与活动为研究重点。民国时期的北京香会的研究主要有：1925年顾颉刚、孙伏园等5位学者对妙峰山庙会的实地考察,在《京报副刊》先后6期发表“妙峰山进香专号”,后于1928年9月收录另外几篇相关文章,以《妙峰山》为名结集出版。同年,李景汉根据自己的亲自考察,在《社会学杂志》上发表《妙峰山“朝顶进香”的调查》一文。1929年,顾颉刚和魏建功、白涤洲等人一起再次对妙峰山进香活动进行田野调查,后以调查专号形式在《民俗》第六九、七十合刊上发表文章9篇、附录3篇和田野照片近40幅。此外还有与妙峰山香会有关的专著两部,一是奉宽的《妙峰山琐记》,     

关于民俗研究的说三道四———个“非典型”的学术评说

在举国上下遭遇“非典”围困的特殊时刻,使我们在本来是高等学校的大忙季节里竟有了读书和休眠的闲暇,颇有“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的满足感。但《民俗研究》2003年第1期上许多同志加兄弟的大作,却将我从昏睡中惊醒,催发了我摇唇鼓舌的冲动。由于以下所言均为读后随感,讨论的虽都是学术问题,但并未按照严格的学术评沦的规范展开,因此只能算是一篇“非典型的”学术评说,如若不妥,还望各位考虑到此刻仍处在“非典”时期,休怪则个！     

村落变迁与妙峰山香会浮沉——京西古城村秉心圣会研究与反思

京西古城村秉心圣会从兴到衰的命运反映出村落变迁与妙峰山香会浮沉的复杂关系。最初,秉心圣会承载着古城村人祈福求善的心理期求。随着村落面临城市化的巨大压力．秉心圣会成为古城村人追忆村庄生活并表达利益追求的纽带,人们在积极投身香会活动的过程中激发出强烈的村庄意识,这成为民俗文化延续的心理动力。在村落拆迁的现实面前,秉心圣会的传统民俗活动逐渐难以为继,“非遗”陷入名实难副的困境。秉心圣会的兴衰浮沉,反映出当下“非遗”保护面临的困境,也为探讨妙峰山香会文化的未来提出了迫切要求。     

妙峰山的茶棚

妙峰山娘娘庙始建于明朝,其香会(又为庙会)历史悠久,每年农历四月初一到十五的庙会期间,北京、天津、河北地区的善男信女都会来到这里朝顶进香。其中有虔诚的香客,也有各种民间组织——“花会”,他们自动的来到妙峰山,修山道、办茶棚、粥棚,准备火把、灯笼,替人缝补靴鞋……也有为他们服务的花会,如献盐会、修补碗盆、施草席之类,他们共同为进香的人们提供周到的服务。     

北京妙峰山的进香之旅：宗教组织与圣地

北京,这座现代城市坐落在华北平原的西北角,这个地区,虽人烟不绝,但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中华帝国的远方边陲;实际上,正是作为亚洲北部非汉人王朝的南方落脚点,它的地理位置才变得显要起来。只有在明代的第三个皇帝于1403年决定把它作为北方的都城时,这座城市的取向才最终南移。之后的6个世纪北京成为连续几个政权的总部:明(1368—1644)、清(1644—1911)、民国时期的军阀政权 (1911—1949)和人民共和国(1949年至今)。这段时期不仅使该城变得更大更显著,而且其地理形貌也在自然推移和人世更迭中逐渐变化着。     

佳作赏析 《国立中山大学民俗周刊》(全十二册)

<正>我国民俗学研究肇始于1918年初北京大学的歌谣征集活动。1921年上海商务印务馆出版的《妇女杂志》月刊,自第7卷1月号起开辟了"民间文学"和"风俗调查"两个专栏。其后创刊的《歌谣周刊》发表了大量风俗研究文章,同时开辟了民俗专号,对婚俗、丧俗、岁时节日、信仰等进行研究。此后,北京大学成立了风俗调查会。1925年4月30日至5月2日,顾颉刚、孙伏园、容庚、容肇祖、白涤洲等进行了一次妙峰山庙会调查。《京报副刊》于1925年5月至8月间出了6个"妙峰山进香专号",发表了18篇文章,这一经典性的专项调查成果,为以后民俗学者     

交换断裂——妙峰山庙会的危机

妙峰山庙会作为一项社会盛典和文化奇观,其活力与魅力源于强大的自组织性。后者的核心纽带与关键机制是以人-神交换为基础的交换体系。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商品交易作为一种新的人际关系模式渗入到庙会当中。新旧体系有着迥然不同的逻辑与结构,没有良好对接,导致参与者的交换过程发生断裂,以此为基础的整合随之失效,社会结合与总体秩序逐渐瓦解。这构成了当下妙峰山庙会的一个核心危机。